专访｜关于新格局下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看文化领域的大咖们怎么说？

一、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示范与引领

五年来，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产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各项指标不断攀升，也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不少经验与借鉴。基于此，专家学者代表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建设经验进行了剖析。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表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由文旅部跟北京市政府共建，落地在朝阳，确实是制度上的一个创新。过去的文化部即现在的文旅部，在全国各地也曾建设国家级产业实验园区，但基本上都以地方建设为主。国家文创实验区是第一个由文旅部和当地政府共建的园区，它将国家政策优势和地方发展优势连接，实现了制度的创新”。

“在几年的探索后，我们需要总结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有哪些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即探索除了文旅部的背书外，有哪些优势是基于园区自身形成的。以园区的功能平台为例，当前园区中已经形成了技术整合平台、企业服务平台、地方资源综合开发平台及通过文化的集聚效应拉动相关产业的平台等，园区需要总结、研判适合在全国各地推广机制、平台。若各地在建设实验园区时偏重于文旅部共建带来的优势，那么在离开文旅部的支持后，国家文创实验区还能保有哪些优势？另一方面，国家文创实验园区是在特殊阶段、特定时间节点、解决特殊问题的一种发展模式，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将其转化成全国普惠的政策去推动全国文化产业园区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

场景消费成为文化消费升级的新方向，这也是文化产业消费与生俱来的特性，目前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都在进行文化消费试点建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郭万超指出，“国家文化产业园区要以营造新的消费场景为方向，开发富有现代时尚感的步行街区和消费场所，在深度挖掘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科技、创意、旅游相结合，从而带动文化消费。除此之外，以夜间经济带动文化消费成为新趋势。在伦敦、纽约、新加坡这些国际都市，夜间经济已经成为很重要的消费热点，伦敦的24小时地铁就是为了配合夜间消费而建成的。夜间经济的提出在中国虽然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但全国已经有一半的省份都在推进。2020年8月20日，玉渊潭公园举办了 ‘万物共生’ 户外光影艺术沉浸式体验展，作为国内第一家公园主题的灯光秀，‘玉渊潭模式’将进行外地复制。这场美轮美奂、持续四个月之久的秀不仅得到市领导的亲临赞扬，也吸引中央电视台和多家地方电视台的报道”。

“此外，我国在政策上也不遗余力支持夜间经济发展，今年7月份北京出台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随后文旅部和国务院也相继出台了促进夜间消费的文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夜间经济是一个体系化的业态，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灯光秀，更重要的是配套的商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郭万超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建设为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在谈到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建设为武汉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经验时表示，“国家文化产业实验区近五年发展成果显著，它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北京的人才、资金、政策和要素市场四大优势，发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集成效应，所以短短几年间它就走到了全国文化产业园区领头羊的位置，而它的未来前景同样也不可限量。随着我国“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国内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相信以北京为中心的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都会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而对于武汉等中西部城市来说，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外部环境条件与北京等东部发达地区相较而言，仍然有较大的差异性。近十年来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梯次结构形态，即以北京、长三角和大湾区为龙头，武汉、成都等中西部核心城市群为腰部，三四线城市为辐射尾端的差序结构。在‘十四五’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上，各地应依据本区域在全国文化产业结构中的布局位置，充分利用地方性特色资源，发挥比较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

二、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资源利用与品牌打造

伴随着“文化和旅游部”时代的来临，我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进入深水区。要发展文化旅游，就要充分激活文化资源要素禀赋。此外，在符号消费日趋主流的大背景下，品牌的打造也成为各地走出自己特色道路的重要抓手。

针对在地资源的利用和地方特色品牌的打造，云南省社科联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导范建华老师表示，各地的资源、市场、资本、人才都是独特的，因地制宜尤为重要。要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生产符合在地特色的产品，孕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链条，打造独特的文化创意品牌。

云南省社科联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导范建华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教授则提出，每个城市在融合发展中都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性格。他强调，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空间和社会发展基础等因素的不同，每个城市都是不同的气质。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英雄城市的性格，有的城市就具有文化休闲的性格，例如成都，成都就是一个“让人来了不想走的城市”。总体而言，城市的文化性格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同时每种城市性格对经济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有利有弊，各个城市都要发挥自身文化性格的优势。如何利用城市文化性格形成城市内在发展的支撑力？这需要政府、学界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

因此，傅才武教授认为城市文化性格养成关键在三点，一是历史传统；二是地域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地理位置、气候等；三是城市管理者与城市居民的共同行动策略，即城市共同体以何种理念、方式和渠道发展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如何以文化运营城市。第三点尤为重要，它既要深入到城市历史传统与地域空间结构之中，又涉及城市的管理水平、战略规划能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能力。

北京首创郎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老旧厂房资源的改造，其总经理赵春燕女士认为老旧厂房的资源利用和品牌打造主要有三个重点。首先，从老旧厂房层面来说，它们是工业文明和城市发展的见证，所以要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其原有的风貌。其次，要赋予老旧厂房新的内容和创意性内涵。传承是为了保留老的记忆，融合是用老瓶装新酒的方式将过去与现在联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创新。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老旧厂房就还是老的东西，无法焕发升级和活力，也就无法融入新的城市生活。

北京首创郎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春燕

三、数字化蝶变：文化产业发展新发力点

新技术手段已经深入影响文化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催生了文化生产新业态、新生态。对外经贸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承忠教授认为，在文化旅游行业，5G以低延时、高速率的特性，辅助景区实现实时、动态的游客监控，使景区游客数量始终维持在可承载的容量之内，让游客获得更舒适、更轻松的旅游体验。5G和VR\AR技术结合，可以打造沉浸式、参与式、互动式的体验展览。此外，科技美学赋能休闲产业体验升级，在红色旅游或党建活动中，人们可以通过VR可穿戴设备，“身临”高科技搭建的红军长征“真实”场景中，这种富有科技感的体验式党课比普通党课更具趣味性，使人们更好地感悟红色文化。

对外经贸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承忠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化产业评论》副主编李康化对未来的文化生产作出了预测。他指出，未来文化生产有三条可以预见的走向：

一是推进以IP为核心的内容生产。基于IP的文化生产可以形成产业链条，增强文化企业的获利能力，降低文化企业的市场风险。这已是被迪斯尼等文化企业巨头一再证明的正确的文化生产方式，目前国内文化企业也已经开始走这条道路。比如2020年票房过千万的70部网络电影中，IP改编作品数量占比达到了37%，而在年度分账票房TOP10的影片中，由知名IP改编的网络电影占据6席，可见IP改编是今年网络电影的主要取材来源。

二是融合新技术促进MGC，即基于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比如新华智云研发了中国第一个媒体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并推出“MAGIC短视频智能生产平台”。推进MGC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在产消一体化的趋势下增强用户的主观能动性、在亚文化快速更迭的市场中创新内容形式、提高内容生产的质量与效率，更在于在个体化的社会趋势下能趋于“无限”地关注并绘测个体间差异。

三是关注用户体验促进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生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用户制作内容门槛逐渐降低，生产和消费的边界不断模糊，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逐渐成为“产消合一者”。对于用户而言，UGC能提高参与度、愉悦感；对平台而言，它能吸收用户的集体智能，为企业积累更多资本。价值共创将是未来文化生产的趋势。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化产业评论》副主编李康化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教授指出，“技术天生就有渗透性和侵略性，不管你乐意不乐意，技术这头大象迟早会走进你苦心经营数十年的玫瑰园。数字信息技术作为平台技术的本性将会不断地‘越界’，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十四五’的文化产业部门将进入到一个以整合型数字文化业态引领文化产业部门发展的新时期”。

“基于这种考虑，我个人认为，过去20多年来，在经济领域我国为适应数字技术对经济制度创新的要求，各级政府的确提供了高度包容性的制度环境，例如在经济、金融和商业方面，高度包容性的制度环境，加速了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企业的发展，促进了移动支付、在线购物、网约打车等各种创新。但在文化产业领域，当前的包容度还不够高。在我国大力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必须顺应技术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力量这一大势，如果不能在制度环境上对技术平台的渗透性和扩张性给予足够的宽容和包容性，那么就会浪费掉技术生产力对文化发展的拉动作用。‘十四五’我们应该在优化三个制度生态环境上着力：首先是制度创新推动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其次是制度创新推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第三是技术和制度双重协同创新，推进文化和金融的融合，用三个‘制度生态环境’的创新推动三种融合。同时，建立对制度创新的评价标准，评价制度创新的效果，看三种融合达到了何种程度，由此检验制度创新的真正进程。”

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化生产方面，也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运营提出了新的要求。E9区创新工场总经理朱超英表示，随着5G技术、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脑科学等新兴科技的发展，一个智能化的万物互联、人机共生的时代正在到来。现代科技深刻地改变着文化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催生了线上线下的实时互动传播、数字化孪生的城市场景、沉浸式交互体验，这是文化科技融合的必然趋势，也是E9区创新工场产业培育的重点。园区已经集聚了一批文化科技融合领域的领军型企业，形成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图像识别、智能安防、数字文博、影视传媒、创意设计、文旅实景演出策划等多层次、跨领域的产业格局。未来，我们将聚焦沉浸式交互、数字化孪生等新兴业态与场景，继续深化构建政产学研商资的一体化建设的能力，形成“资源导入-孵化加速-成果转化-应用推广”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系。

E9区创新工场总经理朱超英

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才需求新变化

文化创新创造，是个性化的创造。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知识、文化、技能、观念和创造力等因素形成创意，而创意来源于思想，需要以文化产业中的专业创意人才为支撑。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数量短缺、人才能力与产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表示，现在我们处于大文化发展的时代，也就是文化创意和相关产业融合的时代。过去，体制的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但现在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到深水区，更需要从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创新突围。文化产业进入到新发展阶段，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将文化、艺术、技术和商业这四个维度融合以培养复合型人才。

第一，文化人才需要懂得人文之美，也就是要洞悉和掌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人才要能够系统地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第二，人才要有高感知度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第三，人才要有数据科技应用能力。当下的文化人才需要掌握或习得技术以适应新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第四，人才要具有商业思维，要有市场意识。以上这四个要素构成了我们对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人才的新要求。

果壳网COO业务助理兼职场部总监蒋江根据在业界多年的经验谈了他对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看法。他表示，“针对果壳来说，首要点还是希望人才能够在自身专业领域先找到一个足够硬核的支点，然后以此为基础找到杠杆去撬动心中对标的最大可能。这个支点来自于他扎实的底层能力，比如说思辨逻辑以及操作体系构建的能力，而不是只有新媒体运营、视频编辑等纯粹的技能项。所以说还是倾向于兼具一定科学操作系统和底层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因为创新型人才有自驱的创作欲和行动力，带着脑子做的过程中才能够知道自己的边界以及这个边界上最优解的突破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通过公司系统给他赋能，通过单点去击穿边界框，达到资源配置上人的价值跃迁和公司效率最优”。

果壳网COO业务助理兼职场部总监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