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钰:旅行、大旅行与深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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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7, 2022 11:21:09 AM
[ 海峡文创导读 ] 2022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的报告,其中提到,“当代中国青年走出去看世界的需求得到更好满足,逐渐从‘只在家门口转转’转变为‘哪里都能去逛逛’,见识阅历更加广博。”[①] 这的确是一个极大极好的变化,不仅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不同于之前时代青年的成长环境,而且从青年视角看到了一个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国。

旅行、大旅行与深旅行

文/ 胡钰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旅行之于当代中国青年来说,已经成为基本的生活方式、休闲方式,即便是国际旅行也是愈发司空见惯。与父辈们的国际旅行往往采用团体游不同,当代中国青年更愿意以自由行的方式出行,这得益于青年们的语言能力、国际视野与个性追求,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然而有趣的是,当越来越多的青年们走出国门自由旅行后,所谓“小众旅行”又渐渐变成了“大众行为”,具体来看,到国外特别是欧洲看到的往往就是教堂、广场、博物馆,做的事情往往就是品美食、拍美照、发“票圈”。久而久之,大家似乎也觉得了缺了些什么?

或许是因为看到的东西太重复了,或者是因为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了,或者是因为再美的景致、再美的建筑如果没有故事也缺乏能打动人心的触点,或者一言以蔽之,仅仅“游逛”的旅行缺了与不同旅行对象、不同历史人文的“对话”,总觉得缺了些能长久留存的“味道”。人们常说,旅行是移动的阅读。延伸来想,有收获的旅行一定要有“阅读感”。仅仅拍照的旅行就仅仅是绘本的阅读。有质量的阅读型旅行既要有感官映射与情感激发,又要有理性介入,有人的交流与思想的触动。

18世纪的英国曾出现一种专以游学为目的的旅行模式,史称“大旅行”(grand tour)。家境富裕的贵族和士绅子弟从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之际,通常要赴欧陆周游一番,一来亲身体验西方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文化发祥地的魅力,学习语言、艺术、建筑、地理,二来与欧陆的上流社会往来交际,学习优雅言行、高贵举止。这一习俗延续了一百多年。[②]

从“大旅行”的目的及目的地来看,一方面,学习礼仪、品味等举止修养,这以巴黎为代表的法国之旅为重点;另一方面,学习艺术审美、人文主义等思想精神,这以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为代表的意大利之旅为重点。从“大旅行”的实施来看,最大特点是这些青年人在旅行地往往会停留较长时间,与当地人有深度交往,了解学习其文化。从“大旅行”的效果来看,影响了百余年英国青年人特别是上层青年的成长并进而影响了整个英国社会的气质风尚,更有意义的是,游学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在当代西方教育中依然普遍运用。

我曾访问过意大利一所专门研究美食的大学,据校长介绍,在其不到两年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生们有三次为期一周的学习旅行,可以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切身体会,从口味、营养、成分、文化等多方面掌握不同美食的内涵与特征。这些年来,学生们去过五十多个国家旅行,而旅行需要的学术支持和后勤保障都由学校安排,指导教师也会全程陪同学生们旅行。我曾给国内很多青年人介绍过这个学校的这种培养模式,无不引起即时艳羡,希望参与者不在少数。

阅读型国际旅行给参与者带来的收获是潜移默化的、日积月累的。通过直接与不同的人与人文接触,可以直观地了解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看到与自身不同的“另一种存在”,“见”的多了,自然“识”的深了,在此过程中会逐渐思考人类的源起、构成与未来,思考人文主义的精神与可贵。

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体现了对神权的反抗,呼唤人性的解放,以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提香为代表的艺术家们都以自身的才华展示着人体的美;在工业革命时期,人文主义体现了对技术主义、机器主义、工具主义的反抗,呼唤对德性的重视,许多教育家和常青藤学校对大学教育的反思和对通识教育的树立,都在追求对“人”的塑造而不是“物”的制造。尽管这些人文主义的内涵不同,但都强调向古代经典学习,其实质都是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理念。

15、16世纪之交是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时代,迪亚斯发现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发现印度、卡布拉尔发现巴西、麦哲伦完成环球旅行,还有哥白尼发现了太阳的中心地位,这些发现改变了世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如果说这些人都是改变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还有一位欧洲人,却改变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尽管他的名字在后世不是那样显赫,他的思想在科学主义与实力主义盛行的时代里更是显得不合时宜,但他的名字——伊拉斯谟,值得我们记住。

德国画家小荷尔拜的油画作品《伊拉斯谟像》

伊拉斯谟1469年出生于鹿特丹,集诗人、语言学家、神学家、教育家于一身,被誉为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专门为他写了传记,认为“他是第一个有世界主义意识的欧洲人,他从不认同这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优越,并且由于他曾使自己的头脑养成这样的习惯:根据各个国家自己认为是最高尚和最完美的思想精英——各个国家自己的栋梁之材——作为评价各个国家的唯一标准,所以他觉得所有国家都值得爱戴。”在那个时代,“欧洲所有国家的最优秀的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文主义趋之若鹜。”其最核心信仰是,启迪理性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在伊拉斯谟看来,人世间真正的力量是“通过善意的互相理解使冲突得到缓和,使是非曲直得到澄清,使纠纷争端得到平息,使有分歧的各方重归于好,使离群索居的人获得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他的这种精神也被称为“伊拉斯谟精神”。[③]

伊拉斯谟在荷兰出生,在法国求学,游历欧洲各国,在英国和意大利访问多次,在瑞士巴塞尔居住多年且在此地离世,在广泛、深入的旅行中,伊拉斯谟以最开拓的胸怀汲取不同文化滋养,结交各方贤达人士,形成丰富厚重的知识体系与思想精神。伊拉斯谟无疑是幸运的,在他中年时期就受到广泛的赞誉,与英国的伟大人文主义学者、政治家、《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成了莫逆之交,德国乃至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人、基督教新教的创立者马丁·路德给他写信表示致敬,红衣主教多次邀请伊拉斯谟赴宴未果只能自己前往拜访。在茨威格看来,巴塞尔由于伊拉斯谟的居住成为世人的思想宝库。“去拜访伊拉斯谟则是向当时代表巨大而又无形的精神力量的这样一位象征性人物所表示的最最令人瞩目的崇敬,就像人们在十八世纪拜访伏尔泰和在十九世纪拜访歌德一样。”[④]这种巨大的精神影响力传递至数百年后,笔者在旅行至巴塞尔时要去伊拉斯谟故居造访,在耶拿旅行时要去歌德故居造访,既是表示崇敬,也是表达承继。

马基雅维利《君王论》

伊拉斯谟《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

16世纪初,欧洲政治格局动荡,各大政治势力为了争夺霸权而频繁发动战争。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作了《君王论》一书,主张强权,其核心思想是为了拥有权力可以采取一切欺诈、谎言、残暴等手段;1515年,伊拉斯谟写作了《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一书,主张和平,其核心思想是培养贤明的君王最重要的是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从理论实质看,前者的功利主义与后者的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500年来人类历史看,前者的流行与后者的边缘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在伊拉斯谟的时代,或许是受到了当时一大批人文主义者的影响,许多主教们、贵族们都不再收藏各种武器而是转而收藏图书、绘画和手稿。事实上,当人类不再竞相发展互相屠杀的武器,而是倾心创造文化艺术作品,整个世界才真正成为人间天堂,进入基于人文主义的人类新文明。

“大旅行”无疑是培养人的有效方式,但值得关注的是,当年的“‘大旅行’实际是西方文化之旅,是西方人成其为文化意义上西方人的训练。如果西方人失去了文化认同,西方人也将不成其为西方人。西方人之所以成为西方人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西方人,而是一种文化的熏染与训练,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包括‘大旅行’这种精致文化生活的训练。”[⑤]这一反思具有很强的洞察力,揭示了“大旅行”的历史局限性。当然,通过旅行来学习的形式显然是有价值的,那么,如何突破呢?

2018年 全球胜任力海外实践课程师生访问阿联酋大学

于是乎,在笔者的大学教学实践中,开设了《全球胜任力海外实践课程》这一探索性的形式,试图带领同学们走入那些平日里被较少关注的非西方国家或非英美西方国家,看看“多样化的全球”而不是“西方化的全球”,看看不同的人类的文化形态。每次旅行的主题大都是人文内容,在确定好目的地后,都由同学们自己联系当地的访问人士与机构,换言之,这样的旅行是真正的民间之旅、人文之旅。一路走,一路谈,在移动课堂中学习,在独立思考中感悟。渐渐地,多年下来,这个课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成为了清华大学通识荣誉课程,成为同学们热选课程之一。或许可以把这种游学方式称为“深旅行”(deep tour),深在旅行对象的广泛上,凡属人类文化地都是值得探访的,同学们开玩笑说依据不同语系、拿着人类文化辞典找目的地。深在学习方式的活跃上,在旅行中既要观察、体验最典型的文化内容,又要见到当地最多数的人,见不同的人,听不同的话,换言之,既要“见物”,也要“见人”。记得一次访问驻外使领馆时,有外交官评价说这样的旅行课程很“灵动”,给我印象深刻,觉得极其贴切。

这些年里,这样的“深旅行”带给了笔者特殊的经历、体悟与记忆,交了许多亲切真诚的朋友,比如巴西马瑙斯的大法官、尼泊尔驻华大使等,许多场景多年过后依然宛如昨日,因为许多经历都是“一生一次”的,有释迦摩尼诞生地蓝毗尼的“挂单”,有耶稣诞生地伯利恒之星的“触摸”,有雅典柏拉图学园的“奇探”,有亚马逊雨林中的粉红色海豚“共游”,有莱蒙湖边奥黛丽·赫本墓地的“偶遇”,举不胜举,成为宝贵的记忆,也让笔者更加认识到人类文明的璀璨,世界文化的丰富。

进入21世纪,当人类的技术能力、物质水平愈发先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种全球性挑战、国家间冲突依然让人类过的很不开心,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分化让“全球化”的世界愈发成为“半球化”的世界、“碎球化”的世界,这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当代世界和人类文化的构建。今天的世界既需要智能化,更需要人文化,没有人文内核的智能只是机器智能、资本智能而不是人类智能,今天的世界需要以真正的理性、和平、包容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既反对神权也反对霸权,以人类为中心、以平等为原则、以合作为方法、以自由为追求,这种人文主义是滋养人类发展的新的文化与精神,推动建设世界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

写作此文时,恰逢清华大学111周年校庆之际。大学是知识的花园,是人才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的传承地与创造地,也是世界合作的纽带与平台,期待全世界的大学联合起来,建设新文明,育成新人才,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更多贡献。

2022年4月24日于清华园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为作者的文化随笔集《这个世界的人与人文》(中国国际传播集团海豚出版社2022年版)所作的自序。

来源|文创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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