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珠:将解决基层编制问题 | 进一步开放文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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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0, 2019 9:27:42 AM
[ 海峡文创导读 ]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的“2019博物馆馆藏资源授权峰会”在京召开,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出席峰会。

  9月19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的“2019博物馆馆藏资源授权峰会”在京召开,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出席峰会。

  刘玉珠在会上透露:国家文物局将进一步开放资源、搭建平台、优化服务,大力支持有关各方广泛参与文物资源开发利用。

  他还在会上提到:目前机构改革使得基层文物行政力量减弱、管理缺位,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正研究建立市县文物行政部门职能、机构、人员编制的设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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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活文物资源问题

  刘玉珠指出,用好用活博物馆馆藏资源,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文物局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出台系列鼓励措施,开展文化文物单位文创工作试点,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家文物局印发《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开展博物馆馆藏资源授权,可以更好激活我国丰富的文物资源存量,更好调动各方文创开发主体力量,更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

  博物馆馆藏资源授权激发了文创开发的生机和活力,但在授权开发文创产品过程中,还存在文博单位文创产品开发体制机制、文创开发能力、创意设计人才缺乏等问题,需要重点研究和加以解决。

  刘玉珠强调,在博物馆馆藏资源授权开发文创产品过程中,要转变发展理念、坚持正确导向、创新体制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国家文物局将进一步开放资源、搭建平台、优化服务,大力支持有关各方广泛参与文物资源开发利用。

  基层文物部门编制被削弱问题

  刘玉珠表示,在地方机构改革中,市县级文物行政机构和编制被大幅撤并整合,干部队伍严重萎缩。单独设立文物局的地级市由机构改革前的102个,减少到23个,县级文物行政职能大多由文化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承担。

  “由于文物内设机构缺失和专职人员的缺乏,造成管理缺位、管理乏力,许多文物甚至处于无人管、无暇管、无力管的‘真空地带’,文物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刘玉珠说。

  去年启动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政府层面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同时,整合组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统一行使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市场行政执法职责。

  他透露,针对这一情况,经相关部门协商,将根据文物分布的密集程度和重要程度不同,建立市县文物行政部门职能、机构、人员编制设置标准。

  刘玉珠指出,在相关举措尚未完全落地之前,希望基层文博机构担当作为、守土尽责,努力克服人手少、任务重的困难,履行好文物保护管理职责。国家文物局也会持续与有关部门,推进落实保持基层文博机构队伍稳定的政策举措,为文物事业改革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本次峰会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中国版权协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主办,以“新时代 新文创 赋能美好生活”为主题,旨在让博物馆馆藏文物“活”起来,赋予新创意,赋能美好生活,促进文博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上,由国家文物局编制、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正式发行。

  《指引》进一步明确了博物馆委托社会力量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相关程序,旨在对于保护文博单位文创产品的知识产权,规范馆藏资源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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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馆藏资源授权工作吸引了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文博单位与文化企业强强联手,共同开发高质量产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实现双赢。

  会上,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分别与健力宝公司、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中钞华森实业公司、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签署了授权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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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也谈博物馆文化资源版权的

  保护与开放

  本文作者:王旭东

  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

  近代诞生的版权法带有与生俱来的悖论,一方面它并不是为了提供一种特殊的私人利益而存在,它强调个体的知识生产与艺术创作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版权为知识生产与艺术创作者提供继续创作和传播的经济激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自由市场,使得他们获得独立于政府的经济保障。经济独立不仅能够保护原创者,也能够实现公共领域对政府或其他形式权力的监督。但另一方面,版权法产生的诸多限制无疑不利于知识在更大范围中的传播与持续创新。

  一、为什么要版权保护,怎样保护?

  1. 博物馆文化资源开发有赖于博物馆产权确认和版权授权

  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要在了解博物馆文化资源内涵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与日常生活融合,使博物馆文化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开发设计时须尊重文物本身的产权利益,注意藏品原件所有权、藏品原件版权、数字藏品版权、博物馆商标标识、博物馆地理标志权益等相关权益维护。即便文物藏品历史久远,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益虽不再受保护,但其相关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益依然应得到维护。

  目前中国大多数博物馆对藏品物权、藏品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概念并不清晰,对博物馆相关的知识产权权益等未能进行很好的诠释、梳理和保障。不了解藏品知识产权的涵义、藏品产权归属、版权权益内容、侵权责任后果等,缺乏版权授权与知识产权维权意识,简单地将博物馆藏品资源理解为公共文化资源,甚至理解为只是博物馆的资源。

  文化资源产权授权下的文化产品开发,本身就是一个版权、专利权再造及品牌效益彰显的过程,博物馆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展示了文化资源产权从授权到创权再到维权的全过程。

  2. 博物馆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具有物权优势

  博物馆藏品的物权优势,可使博物馆在文化资源开发中,优先成为藏品的版权主体。博物馆作为物权人,可通过对藏品优先以仿制、扫描、摄影等方式对馆藏品存档,甚至演绎创作文化产品投入市场,成为藏品最早的演绎作品版权人。

  当前,数字影像版权化成为开发利用藏品、化解馆藏资源展陈局限性、解决馆藏品“保护与利用”矛盾的有效形式。博物馆作为实体藏品资源的拥有者,可依托于实体藏品,对馆内文物藏品、文献古籍、展示展览等进行信息采集、存储和加工,形成包括电子文档、藏品影像、音频视频、多媒体等数字作品在内的数字化信息资源,以藏品影像资源的形式主张版权。

  博物馆馆藏品的影像资源授权给第三方使用,进行产权交易,开发丰富的文化产品。授权是获得运营资金、维护一个博物馆正常运行的良好途径。

  台北故宫博物院2015年年报显示其2014年度出版品授权、图像授权及品牌授权所得的签约金总计约6000多万新台币,而委托合作开放的收入有5亿新台币。

  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其藏品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归属于全人类共有,任何人都可对其再创作。但馆藏藏品文化遗产,也蕴含着民族精神、历史传承的文化理想与追求,有着巨大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在对馆藏藏品进行再创作、再利用时,必须以不损害民族精神、社会公益为前提。

  即演绎创作时,不得对藏品的图案、形状、构造等进行损害性的不实反映,不得对藏品形象进行歪曲丑化,不得对藏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进行随意删减、更改甚至篡改。

  这些损害、篡改行为,不仅侵犯了原创作者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人身权益,还影响到原创作者的名誉、隐私、荣誉等人格利益,甚至还可能构成对藏品历史文化价值的消磨和扼杀。

  尤其是对一些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藏品的“恶搞”“涂鸦”的再创作,在商品流通迅速、信息传播飞速的现代社会,这种歪曲历史、贬低文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可能直接误导社会公众、抑制历史文化传承、破坏文化遗产,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极大损害。

  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创作开发,要真实再现藏品的文化价值、历史积淀,没有损害藏品文化内核的行为。博物馆作为版权授权方,理应成为该风险防范的实施者、承担者,尽力监督、保证博物馆衍生作品不改变文化内涵,不降低艺术价值。

  二、版权开放是大势所趋

  1.博物馆版权开放的趋势

  台北故宫博物院免费开放典藏文物的图像供商业使用。开放典藏的文物图像包括:翠玉白菜、肉形石及毛公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怀素的自叙帖、莲花温碗等图像下载和使用这些文物图像无需申请、不限用途、不需付费。

  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示,文物图像免费开放目的是为让数码典藏成果分享给大众使用,扩大博物馆公共化效益,更希望借此扶植参与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企业,促进典藏文物转化为创意泉源,实际应用于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加强文化产品品牌竞争力。

  台北故宫博物院认为文物不应只在博物馆里,而应是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也可以是可以转化为财富的资源。 无独有偶,2017年2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其收藏的37.5万件藏品的高清图像资源免费向公众开放版权。

  无论是艺术家、设计师、教师、学生,无论是专业人士或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并不受限制地使用和分享。

  除了藏品图像,该馆还提供开放版权艺术品的关键信息和介绍,包括名称、艺术家、创作时间、媒材和尺寸等,有利于用户探索藏品的广度和深度。

  除了在博物馆网站能够下载资源外,该馆还与知识共享、维基媒体、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和应用程序Pinterest等合作,延伸共享资源的覆盖面。

  探索了数字化时代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博物馆的使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放35.3万卷中文善本古籍的高清图像。

  意大利的乌菲齐艺术博物馆开放藏品资料,其图像的分辨率达到4000万至1.5亿像素。

  美国的大部分博物馆允许观众在不开闪光灯的前提下拍照。 开放的数字图像,就可以把“逛”提升到“赏”,把“学”,发展到“研”。如果馆内藏品通过数字图像并结合中国历史广泛传播,效果会很明显。

  积极运用数字化的技术和手段,广泛地向社会公众开放藏品图像资料,是有效解决艺术藏品“藏在深闺人未识”的良策,是“开放”和“保护”得到平衡的良方。

  2. 博物馆版权开放的意义

  文物藏品是全人类的财富,博物馆只是代管者。公开藏品的高清图像,并开放使用版权,无疑是一件利民的好事。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博物馆目前已有超过15万幅高清图片向公众开放,观众们可以收藏、下载,甚至进行再创作。博物馆还专门设立了“荷兰国家博物馆工作坊奖”(Rijksstudio Award)的奖项鼓励来自观众的优秀创意。馆长维姆·贝维斯(WimPijbes)说:“我们的收藏由各种物品组成,被安放在博物馆里。这些物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被观看。”贝维斯认为,公共收藏领域的艺术作品版权限制应该被取消,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至少在文化用途方面。

  Creative Commons,简称CC,中国大陆正式名称为知识共享,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也是一种创作的授权方式。此组织的主要宗旨是增加创意作品的流通可及性,作为其他人据以创作及共享的基础,并寻找适当的法律以确保上述理念。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简称,NGA;www.nga.gov),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www.moma.org),洛杉矶盖蒂博物馆(J. Paul Getty,www.getty.edu/museum)等博物馆都加入了CC0协议,开放馆藏资源图像下载。 藏品资源不再只是藏品本身,而是一种信息资源。

  博物馆工作者在藏品发现、整理、研究、利用和保护过程中,在藏品基础上二次加工得到的,以语言、文字、声像等不同形式记载的文物状态、变化特征及其与客观环境之间的联系特征等藏品本身蕴含的原始信息,或者是经过加工处理并通过各种载体表现出来的信息。

  通过获取藏品信息资源,公众可以对藏品有着更深入、更丰富的了解。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博物馆向公众分享藏品信息资源的方式也在不断转变,博物馆藏品信息资源数字化已成为主要趋势。

  数据开放后公众可直接下载资源,将其藏品的数字化成果与民众共享,扩大博物馆公益化效应。像大都会、台北故宫等率先一批免费开放线上馆藏信息资源的博物馆,似乎已将博物馆或者文物的公共属性与其知识产权做了权衡。

  文物是人类历史变迁的见证物,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而博物馆作为文物的收藏机构,也普遍认为是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机构,而知识产权则具有垄断性,属于私权的范围,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文物信息资源开放程度,这些问题都随着一家又一家博物馆免费开放其文物信息资源摆在博物馆与公众面前。

  博物馆开放藏品资源使文物的价值得到更加全面的发挥,厚重的历史文化得以被更多人解读,虽然过程艰难,但是大势所趋之下,博物馆都会在数据时代找到自己在大众中的位置。

  正如前大都会博物馆馆长Thomas P.Campbell所说:

  “通过使用新的方式来激发创造性、普及知识、创造灵感,让博物馆的藏品更具便利性,这符合21世纪观众的需要”。

  结 语

  中国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创新路径是在博物馆版权保护和版权开放的动态平衡中,运用“创意”和“衍生”纵横交织。“文化创意”倾向于纵向的重组重构,“艺术衍生”倾向于横向的打通延展。

  在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开发中,应同时注重运用“文化创意”与“艺术衍生”这两种创新方法,组成纵横交织的开发结构,在深度和广度上全面推进。

  博物馆

  一方面要适时的向社会开放博物馆藏品图像版权,使更多的爱好者、研究者、创意者有机会加入到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事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型性发展。

  另一方面要注重保护研究和创新的成果,把博物馆文化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和规范化的商业升华。

  来源|综合整理国家文物局官网、《新京报》相关报道 SIMOART(ID:SIMOART-ATI)《也谈博物馆文化资源版权的保护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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