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前沿 >前沿观点

范周｜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

海峡文创

Jul 22, 2022 3:05:41 PM

[ 海峡文创导读 ] 数字革命带来的“快”大大超越了大学教育的发展速度，使得高校的人才培养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甚至远远落后于社会需求。

信息化社会，“快”成为了时代发展的主基调。以灵活易变和高资源效率为表征的数字革命，正在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变革、新兴技术迭代、智能制造升级、生活方式转变等社会各领域的快速发展，且呈“加速度”不断向前推进。

数字革命带来的“快”大大超越了大学教育的发展速度，使得高校的人才培养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甚至远远落后于社会需求。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高考扩招与研究生扩招，高校人才供给数量却在不断攀升。这就导致了人才社会供需结构的失衡，一方面，高校人才数量供给远超于社会需求，导致文凭通胀；另一方面，高校人才所学技能落后于社会需求，致使知识紧缩。

文凭“通胀”：高校人才数量供给远超社会需求

当前，在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中，人才过剩现象显著。2022年，大学毕业生数量达到1076万，刷新历史记录；研究生报考人数457万，而计划招生总数是110万；国家公务员考试212万人，计划招录仅3.12万人；就业方面，截至四月中旬，2022年应届毕业生只有15.4%的学生签约工作。摆在毕业生面前的考研、考公、就业三条道路，每一条道路都很拥挤。而在社会需求方面，招工难、用工荒却同时并存。人社部、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2020年人才缺口超1900万人，2025年，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达48%。

图片来源于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

在此背景下，人才培养陷入了文凭“通胀”的瓶颈，大学生“内卷”现象日趋严重，由此催生出的 “教育功利主义思想”和“教育工具论”甚嚣尘上。无论是学历深造还是职业教育，多数学生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了取得“相对的身位优势”，以作为打败同龄人和在社会上立足的工具而存在。正如兰道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所描绘的：文凭通货膨胀，就说明文凭已经不再只是专业技能的证明，而已经变成了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身份货币。

图片来源于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

知识紧缩：高校人才所学技能落后于社会需求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提到大学的三件事：即职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完整的人的教化（education of the whole man）、科学研究（research）。

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往往侧重于职业训练，但传授的知识技能与社会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不管大学学习什么专业，步入社会都得从零开始”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和企业双方的普遍共鸣。2016年，清华和复旦联合出版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显示，约有70%的企业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学到的知识实用性不强，大学生毕业生技能结构与市场脱节。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也曾讲到：“原来我们大学是引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的学术思想都走在了社会的前面。而当今21世纪，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社会走在了大学的前面，需求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的知识供给没有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我们的思想知识都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对于完整的人的教化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培养也比较欠缺。现代教育在侧重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的同时，忽视了大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塑造，导致出现了不少“工具人”“功利人”“精致的利己人”“单向度人”，而不是“价值人”“情怀人”“使命人”。

文化数字化成为

文化产业前沿发展的必然选择

何为文化数字化

数字化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也驱动着文化艺术和科学发展领域的不断创新融合。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意见》从建设目标、技术载体、建设内容、体制机制等各方面阐述出了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了文化数字化的最终目的——即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与数字成果“全民共享”。

文化数字化就是借助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算法、数字版权、影音编码等数字技术对文化内容生产体系和文化产业生态系统进行数字再造的过程，包括数字修复、数字记录、数字保存、数字创造、数字传播等生产活动。通过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建立并完善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体系和国家文化专网，最终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的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数字化和数字文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数字文化是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和生产的文化创意内容与产品。通俗地讲，文化数字化是将文化进行数字转化的一种方法论或一个过程，数字文化则是文化数字化的表现形式和具象产物。

2022年5月24日，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系列学术讲座，邀请到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高书生对《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进行解读，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文化数字化的具体表现

1. 文化资源数字化

文化资源数字化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采集、分类、梳理和归档形成文化资源数据库，标注中华文化基因，建设文化大数据体系，推动全国文化资源数据库之间的纵向对接与横向共享，从而将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更好地融入到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等各个领域，推进文化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目前，我国已建成中国百年影像档案、中国文物志、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中国经典古籍库、中国音乐总谱大典、燕赵文化资源数据库、中国生物志库、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数据库、中国古代服饰文献图解等多个数据库。此外，博物馆、艺术馆、科研机构、出版传媒机构等各类文化机构的资源数字化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沉淀了大量的文化专题数据库。如甘肃研究院的数字敦煌数据库已完成6.7万件汉藏文献数据库建设。

图片来源于数字敦煌▲

2. 文化符号数字化

文化符号数字化是指将文化资源中的典型IP进行创意设计和创新转化，并通过IP授权形成全新的文化产品和创意内容进行广泛传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有机结合。

目前，我国在文化符号数字化探索方面主要围绕少数知名博物馆、艺术馆和部分头部企业间展开，如腾讯游戏中推出的古代人物角色及限定皮肤等。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文化符号数字化方面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凝聚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随着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推进以及更多文化元素的自由流通，文化符号数字化将会迎来新的发展。

图片来源于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3. 文化生产数字化

文化生产数字化是指通过数字技术优化文化生产的采集、加工和生产等各个环节，解构关联形成文化资源数据，重构形成文化数字内容，实现内容创作要素的有效充实和精准检索。与此同时，推动文化生产由“单纯以人为主”向“人机结合”和“以机为主”的转变，实现人的解放。如AI写诗就是文化生产数字化的一种表现。

图片来源于AI作诗平台截图▲

4. 文化消费数字化

文化消费数字化是指依托于文化数据资产化，盘活文化数字资产，推进数字文化消费。具体来说，是指借助由企业和个人搭建基于国家文化专网的数据超市（包括文化产权交易所和产业协同平台），实现文化生产要素的分发、交易和确权，进而实现在线文化交易和消费。数字艺术藏品（NFT）的快速发展、成都文化产权交易平台的建成和深圳文交所“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试点的设立都是文化消费数字化的生动诠释。

5. 文化场景数字化

文化场景数字化是指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利用集成全息呈现、数字孪生、AR、VR、多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实现对文化消费场景的数字重建，营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在线与在场相结合的全新文化体验。目前，各类沉浸式体验是文化场景数字化的生动展现，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故宫文物沉浸式数字体验、三星堆博物馆推出的首个大型沉浸式数字交互空间《三星堆奇幻之旅》等。此外，近年来热议的元宇宙也是文化场景数字化的一种更高级的表达。

图片来源于故宫博物院▲

6. 文化传播数字化

文化传播数字化是指在5G技术支撑下，借助互联网、智能手机、在线互联网电视、短视频、H5等新兴数字媒介进行文化传播，同时采用智能算法实现个性化精准触达，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全用户与全世界广泛传播，实现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有效链接。

7. 文化架构数字化

文化架构数字化即文化数字新基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部署提供标识编码注册登记和解析服务的技术系统，建设形成服务于文化资源数据的存储、传输、交易和文化数字内容分发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中心、省域中心和区域中心。二是建设具备云计算能力和超算能力的文化计算体系，布局具有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情感计算等功能的区域性集群式智能计算中心，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为文化数字化建设提供低成本、广覆盖、可靠安全的算力服务。

8. 文化治理数字化

文化治理数字化是指随着文化全要素与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化，文化治理方式也需要实现全面数字化。一方面，是推进国家文化专网建设，通过国家文化专网装配标识解析系统、贯通机构数据中心、搭建“数据超市”和提供算力服务，打造一张同消费互联网并行的生产互联网。另一方面，是加快完善文化法规政策，使文化政策适应数字社会发展需要，强调互联网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价值，确保相关法律法规维护一个公正和谐的数字环境。

文化数字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1. 政府层面：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部署

从政府层面看，文化数字化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部署。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勾勒出了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整体蓝图，即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与数字成果“全民共享”，这标志着文化数字化将成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一远景目标的必然选择，其本质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具体展开，是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新动能、新空间，是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产业层面：文化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从产业层面看，文化数字化是文化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疫情期间数字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与逆势上扬彰显了文化数字化的强大力量与广阔前景。文化数字化有助于多维度灵活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大地拓展文化生活空间，刺激文化消费需求扩张。各类文化企业应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上云用数赋智”，实现数创赋能与数字革新，形成传统文化产业与数字文化产业的交叉融合与优势互补。

3. 学校层面：文化相关学科教育的重大转向

从学校层面看，文化数字化是文化相关学科教育的重大转向。当前，文化相关学科教育及人才培养方案与社会发展需求严重脱轨，文科人才就业困难现象普遍。实现文化数字化，归根结底在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数字化”，这就意味着必须加快推进从传统文科教育向新文科、交叉学科的教育转型，深化落实新文科教育与文化产业前沿人才培养。

4. 科研层面：文化相关研究工作的重点领域

从科研层面看，文化数字化将成为今后文化相关研究工作的重点领域。截至目前，学术界对文化数字化的探讨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多数研究聚焦于数字技术在文化保护和利用方面的作用，对于AR/VR、大数据、区块链、NFT等新兴技术在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数字内容创意开发、文化资源呈现、文化场景构造等方面的具体应用与实际问题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相关研究人员应回应社会发展所需，聚焦文化数字化当前发展痛点与突出问题，进行扎根研究。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路径探讨

教育理念：以回应社会关切为初心，重塑“价值理性”

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是培养人，培养与时代和社会同频共振的人。因此，文化产业领域的人才培养，首先要更新教育理念，以回应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为教育的出发点，顺应文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培养学生问题导向、前沿意识、跨界学习、多元思考等各方面能力，强化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需要的相互链接，提升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增强文科教育的“工具理性”。与此同时，还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避免学生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重塑“价值理性”。

学科设置：加快完善新文科建设，打造“数智人文”

文化数字化呼唤新文科。以问题驱动为教育出发点，就意味着必须尽快完善新文科与交叉学科建设，因为文化数字化面临的问题绝不是某一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因此，必须突破“小文科”思维，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文科与工科、文科与农科、文科与理科的交叉融合，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融入到文化产业学科设置、科研机构设立、师资教育及教材更新等各个环节中，实现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有机统一，打造“数智人文”，构建“大文化”视野下的人才培养体系。

培养模式：稳步推进产教融合，强化“校企联合”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应稳步推进产业和教育的融合，大力推行“校企联合”的项目制教育方式。通过实行鼓励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发挥企业主体办学作用、加快产学研用联盟建设、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等新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从“所学”中对接相应“所用”转化为从“所用”中提炼“所学”之需，并更好地反馈于“所用”，实现“学”与“用”的相互反馈和高度结合，进而让学生除具备人文素养外，获得一种附着于整个人生和职业生涯的可迁移能力。

学生个人：充分利用互联网学习通道，实现“自我进化”

互联网是一所没有围墙和屋顶的大学。如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经粉碎了学术机构的知识垄断，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各行各业的海量知识。对于大学生个人而言，除依靠学校教育外，应深刻认识在线自主学习的巨大力量，充分利用可汗学院、开放在线课堂（MOOC）、哔哩哔哩（B站）等网络学习平台，发展个人兴趣爱好，培养自身综合技能，实现“自我进化”。正如马斯克所说：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你想学的任何东西，这不是学习的阻碍。

来源|言之有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