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从“文学的乡村”到“文创的乡村”

从“文学的乡村”到“文创的乡村”

文/ 孙若风

（武汉大学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

从“文学的乡村”到“文创的乡村”，从文学的意境到生活的场景，从歌咏的对象到创业的岗位，这是中国传统诗学精神和话语体系在现实界面的延伸和重构，是亘古不变的乡土情愫又一次发酵，而且，这一次如同春风吹又生的劲草，漫山遍野。一些命运多舛、濒于衰亡的乡村由此再获生机，变富变美，平芜尽处是春山。

“文学的乡村”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社会，有乡村，就有它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又反过来塑造乡村，孕育了乡村文明的曙光，也奠定了现代乡创的基石。按照《人类简史》观点，不只乡村“故事”是乡村的成果，乡村自身也是乡村“故事”的结果——尽管我们不完全同意作者对乡村“故事”和乡村功能的价值判断。原始意义的文创也是源远流长，人类早期的图腾、手工艺品，都属此类，但作为现代产业的文创是约三十年来才发展起来，包括文化产业、旅游业，以及文化创意与相关行业融合的业态。“文创的乡村”更是近年来蓬勃兴起的现象。乡创依托的是乡村，也正在创造新乡村。因此，无论是“文学的”，还是“文创的”，本质相通，犹如树叶脉络一样重叠、交织，共同构成了跨越几千年的乡村画卷。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文艺种类是文学，尤其是被视为美学王冠的诗歌。当今中国社会的“乡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关于乡村的文学作品。许许多多的乡创参与者与消费者，正是在这种文学濡染下形成了乡村情怀。“文创的乡村”传承的是“文学的乡村”的薪火。几乎所有乡创参与者都受到“文学的乡村”启蒙，几乎所有成功的乡创IP，都是炒中国古典诗词的“冷饭”，或者说是中国修辞方法中的“用典”，这说明了经典的不朽力量。当然，也有可能是面对乡土的诗性思考，决定了今人古人心有灵犀，殊途同归。

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中关于乡村的所思所想，规定了乡创的方向、范式和基调，主要表现为思乡、悯乡、兴乡三大共同主题。只是，“文创的乡村”跨出象牙塔，进入了真实的乡村世界，或者说，把诗歌交付给行动，把隔空吟唱变成亲历亲为：

 第一，思乡。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流派的源头——《诗经》和楚辞，都弥漫着这样的思乡之情，泽披后世，比如《诗经·小雅·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又比如屈原《哀郢》中言:“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不仅把思乡与人的天性相联系，还强化了家国一体的理念。思想主题一旦确立，就成为后世文人不由自主的选择，即六朝文人谢灵运在《归途赋序》说的“兴不自已”。

 今日乡创，延续着古代文学的乡关之思。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触发怀想的动因不仅没有消失、淡化、反而趋于强烈。工业化和城镇化迅猛推进，再一次表现出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在顺应这一历史进程并享受其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问题和危机。特别明显的是，城市发展已经成为时代前进的火车头，而其节奏和噪音又给人的心理带来种种问题甚至疾病，由此增强了对乡村生活的渴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是引发社会性怀乡之情的更重要原因。在“文化决定未来”的全球性共识下，文化立国相继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文化强国，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和优势，由此促进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进而体现为向中国文化的故乡——乡村的回归。

乡创继承了传统文学的乡关之思，由于它采取了市场化、产业化和实物化、现场化的方式，为满足思念之情提供更便利、大众化和更丰富、立体的服务。乡村文化产业、旅游业以及文化与相关行业的融合的产业，通过电商平台、在地互动两大渠道，联接乡村与游子。游子不一定就是从这个乡村走出去的人，但在文化上推己及人、家国一体，甚至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我们中国人，可以把由近及远的任何一个乡村视同家乡，在这里找到乡愁，找到精神上的庇护。这种共同感受，就是当代乡创应该抓住的刚需。

第二，悯乡。悲悯是任何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质。中国古代关注民生疾苦，首先表现在悯农。有人认为今天进入乡村的艺术家只是奔着世外桃源去的，这是对乡创的误解。诚然，家乡美好，是关于乡村的普遍印象，这种主观“美化”，源自内心的真正热爱，就像儿不嫌母丑。而且，经过乡创，许许多多的乡村不仅实现了致富目标，而且把昔日破旧的乡村变成了童话般的“艺托邦”，而就乡创的深层意识而言，首先是源自中国古典文学中对乡村的悲悯情怀。自古以来，乡村就是民生的符号，关注乡村就是关注民生，表现出我们这个农耕文明大国特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担当。中国文学史上大量作品特别是以现实主义作品，写出了乡村生活的美好，也反应了民生的艰辛和苦难。《诗经》中的《七月》作为最早的乡村叙事与抒情长诗，其中描写了农民的劳作与收获，也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悲欢，还反应了民女对“与公子归”的恐惧。《硕鼠》篇发出了“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呐喊。唐代诗人李绅《悯农》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爱与悯，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二重奏。

今天的乡村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诚然，乡村的落后甚至丑恶现象仍然存在，也需要文学作品去反应和揭露，而乡创，由于与消费者的互动相结合，与今天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相结合，发现、表现、分享美好，是其主要方式，但并不表明乡创的参与者内心世界只有莺歌燕舞。他们的情怀中，有对农民贴心的理解与同情，有对乡村生态被破坏的忧虑与感伤，有改变落后乡村的使命感。他们与很多心怀悲悯的理想主义者不一样的是，把悲悯转化为行动的力量。他们希望通过文创，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让乡村变得更美好，因此，乡创的总体风格呈现为美好、浪漫和明亮。

第三，兴乡。《诗·小雅·小弁》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造福乡时，报效桑梓，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情结。以血缘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一个乡村一个祠堂或总的祠堂，就是一个大的家族，不是一个家族的也友好相处，远亲不如近邻，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护老幼就是这样一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程序，在有关乡村的诗词中，报家、报乡、报国，三位一体。古人报效家乡，表现为留在乡村的人延续耕读传家，坚守良好家风、乡风，也表现在致仕还乡和解甲归田的返乡者作为乡贤发挥作用。晋代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应该是“耕读”较早的倡导者，他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乡贤。宋代陆游“三冬暂就儒生学，千耦还从父老耕”，以身示范，在诗歌中延续并弘扬这样的传统。

今天的乡创继承了报效桑梓的文学传统，通过文化产业、旅游业以及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达到在乡村文化与乡村经济两方面的兴乡作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越是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就越能显示乡创的作用，很多落后乡村吃上了旅游饭，端上了金饭碗。乡创不仅能雪中送炭，也能锦上添花，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特别是乡村现代产业发展较快的地方，把文旅元素嵌入进去，为农民提供了增收的新途径。在乡创中充当主体的，是以村民为基础，企业家、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等构成的新农人，还有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从当前乡创的城乡互动、主客互动来看，实际上也是城市居民通过消费方式支持和参与“文创兴乡”工程。

“文创的乡村”是“文学的乡村”的嬗变，它一方面与今天“文学的乡村”在主题上相互呼应，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作用，特别表现在由“说”到“做”的转变：

——心物合一。思乡之情、悯乡之念、兴乡之志，落实到乡村文化产业、旅游业、文旅与相关行业融合的产业中，凝结在这些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中，是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因此，乡创既要务虚也要务实，其产品和服务应该是有意义、有效益。要防止只讲情怀，不讲效益，也不能只讲效益，忘了情怀。要让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服务承载着理想、情怀，承载着乡土文化的精神和趣味。

——知行合一。乡创是行动派，重“知”更重“行”，把“知”转变为产业行为、市场行为，通过自己的创新创造来“说故事”，让“故事”落地。古人就深知，“非知之难，行之难也”，今天的乡创，需要对接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现代文化，对接科技资源，金融资源，对接乡里乡村，对接消费者，把画笔画在大地上，画在乡村田野中。

——专综合一。乡创有其专业性，体现在对艺术、产业、市场的知识储备和规律把握上，应该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另一方面，乡创的基本手段是跨界融合，在实践中，可能只是某个类别的项目，但处在文化艺术、市场环境、乡村社会的网结点上，有很多合作方与利益攸关方，需要综合利用多种资源，往往是“系统工程”，所以，乡创需要复合型人才，更期待发挥团队的作用，合作社、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

 “文学的乡村”是语言艺术，“文创的乡村”的行动艺术，分别是中国诗学长廊里的这一头与那一头。事实上，很多乡创的参与者和消费者，就是文学青年，或者是其他年龄段的文学爱好者，骨子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人，从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就看得十分清楚，千百年来对乡村的吟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他们的心理仓储，他们在乡创审美创造与审美接受中，实际上是同时调动眼前的乡土资源和心中的文学库存。在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文创的乡村”或许只是“文创的中国”的序曲，或者说，是中国人建构诗意栖居的一次“乡村实验”，他们正用文创的方式续写唐宋名篇，将出现新的李白、杜甫，不同的是，他们不是“纯粹”的诗人，当然更不是传统的农人，而是亦文亦农的文创新农人。

来源|文创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