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晟：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一、国家文化公园概念内涵的中外比较

（一）国家文化公园是对我国现有文化文物保护体系的整合提升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已经设立的其他类型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体系的功能集成载体和必要的补充。《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指出，设立国家文化公园是为了“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 

       国家文化公园对其他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合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文化价值的整合。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大遗址保护区，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往往侧重于对单体或单个地域的文化资源的保护；国家文化公园则通过大尺度、大范围、大跨度的时空纵横，将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整合于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发挥出文化价值的集合放大效应，凸显文化共同体价值。二是文化功能的整合。其他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区往往侧重于保护传承的某一方面，各级各类旅游景区侧重于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国家文化公园则强调实现文化的综合价值，是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功能集成。 

       同时，对国家文化公园与我国已经设立的“国家公园”也应进行区分。国家文化公园既不是国家公园的某种类型，在性质和功能上也与之有很大的区别。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13部委联合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正式成型，迄今全国共批复设立了11家国家公园，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统筹管理。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显然，相较以自然保护为主、边界范围清晰的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是以特定文化价值为引领而形成的涉及多个文化资源保护区（点）的综合性的文化生态系统。 

（二）国家文化公园与欧美国家的相关概念有本质区别

       民族国家是一个晚近的、西方式的话语体系。民族国家的成型，学术界普遍认为始自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民族和民族认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诸多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文化遗产在西方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具有建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独特意义，欧美等西方国家在构建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其塑造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价值和作用。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国家历史较短，也是世界上民族和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强化美国的国家认同受到高度重视。美国国家历史公园（National Historical Park）是美国实现对具有国家重大意义的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平台，于1933年纳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截至2019年，美国共设立国家历史公园57个，涵盖了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遗址遗迹。 

       欧盟委员会秉承“多元统一”的文化治理理念，将欧洲共享的文化遗产作为强化欧洲一体化战略的重要举措。欧盟于1987年正式发起命名“欧洲文化线路”项目，通过体现欧洲价值的主题文化线路串联起散落分布于欧洲各国的文化遗产和遗迹，迄今已经命名了32条欧洲文化线路。 

      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与美国的国家历史公园、欧盟的欧洲文化线路等有类似之处，都十分强调对于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即“文化共同体”的确立，但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的“文明型国家”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与美国的国家历史公园、欧盟的欧洲文化线路又有本质上的不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建国历史较短，其国家历史公园体系首先注重的是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再来强化文化认同。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具有“邦联”性质的国际组织，其设立欧洲文化线路的目的是培育欧洲各国共享的文化共同体，以此来强化欧洲价值和欧洲文化认同，属于区域文化认同的范畴，与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基于对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创新、利用等功能的整合，塑造并强化中国作为多民族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不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公园概念，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体现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文化治理模式创新。

二、新时代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

（一）文化认同型国家建构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灿烂文明史，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型国家。与西方社会形成的以民族认同为基础、中东地区形成的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形式不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国家，文化认同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扮演着灵魂和纽带作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系统阐述了其“天下”理念，认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顾炎武所说的“天下”是一个文化概念，指的是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是中国各民族所共享的文化共同体，“保天下”即是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当代哲学家梁漱溟指出，“中国思想正宗……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文化认同在中国的国家建构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强势冲击，中国传统的国家和民族建构的“天下主义”和“华夷之辨”理论体系逐渐被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所取代，“天下主义转变为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夷夏之辨蜕变为以种族意识为基础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感面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国族”。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共同体”（community）是指人类社会或自然界有机体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某种集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等领域之中。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最早将Community用在了“共同体”这一意义上。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人类的群体生活体现为两种类型：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而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滕尼斯提出共同体的基本类型包括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等。文化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共同体中的高级形式，属于精神共同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

       民族文化认同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提出了“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著名观点。如何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论断，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之根本特质最恰当的表述。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多个不同民族在中华大地辽阔的地域空间之中，经过长时期冲突与融合形成的整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共同心理特征等为纽带组成的民族文化有机体”，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目标连接在一起，日益成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和民族整体利益所在”。

       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华民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应对和处理全球化和文明冲突的复杂关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国际新环境、新问题和新挑战，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建构中国话语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具有超越一般文化文物资源保护利用功能的更为深远的意义。

（二）国家文化公园是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

       我国目前已经确立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四处国家文化公园，从时间上跨越了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到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较长历史时期，从空间上覆盖了我国绝大部分区域，其在时空上的大尺度前所未有，在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公园”相关概念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多元一体、海纳百川、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是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所谓文化空间，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是“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记忆的场所”。文化空间具有明确的物质空间和象征意义系统，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国家文化空间体系在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国家文化记忆，在国家范围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培育国家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的重要场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我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型国家，国家文化公园应兼具深刻的国家性和最广泛的代表性，应是各民族广泛认同并共享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纪念地，因而其往往不是一处单个的国家文化纪念场所，而是成体系地出现的。我国目前确立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四处国家文化公园都在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深刻的国家性、广泛的代表性。因而，我国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时空立体形象。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朝两千余年来我国历代修筑的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广泛分布在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市的广阔地域。长城的修筑，是农耕文明时期我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冲突融合的一条重要的文化“锋线”，对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个部分，跨越了从春秋吴国开凿邗沟始至今两千余年的时间，包括华东、华北、中南地区八个省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将我国南方与北方、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连结成为一个整体，有力地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为主，兼顾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线路，涉及华东、中南、西南到西北的15个省区市。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是重要的国家文化标志和符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以黄河流域为主体，横跨我国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黄河沿线九个省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源地，是中国历史长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肥沃土壤，更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符号象征。

       因而，我国目前四处国家文化公园在空间上包括了我国大部分省区市，在时间上跨越了从中华文明早期至今的所有历史时期，具有突出的国家性和最广泛的代表性，是一个具有明确空间载体、价值载体和符号载体的覆盖全国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国家想象，对于强化中国多民族统一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家文化公园是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能载体

       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国家公共文化空间形态，是培育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能载体，兼具国家性、文化性、公共性三重特性。

       一是国家性。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对于现代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价值、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是一种对于国家公共资源的“象征财产”（symbolic estate）。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国家性角度来看，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形象特征和文化传统的标志和体现，包含了国家的历史起源、民族精神和国家价值观的渗透，也承载了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使命。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是在确立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国家价值标准之下对现有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超越了某种单一地域、族群或历史时期的文化，体现了文化建设中的“国家在场”，建构起国家价值认同的宏大时空叙事。

       二是文化性。国家文化公园是以文化资源为支撑，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传播国家优秀文化，满足国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其与以自然生态保护为主的国家公园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性一方面体现在文化价值上，即其体现并彰显了国家民族文化精神、文化符号和文化认同。长城、大运河本身便是世界文化遗产，黄河沿线包含了一大批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的文物和遗址保护区，长征沿线则涵盖了大量的革命文物和遗址，它们都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和象征。另一方面体现在文化功能上，即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以文化之”的作用，实现了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科学研究等功能，通过其综合性文化功能培育着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三是公共性。所谓公园，指的是供公众游憩的场所，国家公园则是国家为保护自然生态或文化遗产而划定的特定区域，通常归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所有。国家文化公园和其他类型的公园一样，公共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其一是空间的公共性。国家文化公园划定有特定的空间区域，包括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这些区域是体现国家性和文化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其二是文化符号的公共性。国家文化公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及其所抽象出来的文化符号，体现出来的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体现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是代表国家向全世界进行展现和传播的文化符号，因而其文化符号具有公共性。其三是文化功能的公益性。国家文化公园具备文化保护、教育、观光、休闲、体验等功能，其主体部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其根本宗旨是实现全民参与和全民受益，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因此，我国设立的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形态，是一种体现国家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宏大时空叙事表达，是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功能载体。

三、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的思路和举措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其中的关键举措。在文化共同体视域下，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就如何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本文从文化时空场景、文化价值符号、文化叙事表达、文旅融合体验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举措。

（一）营造文化时空场景文化

       认同的培育是在一定的时空场景之中，通过个人文化身份建构与国家民族身份建构同频共振而完成的。与世界上其他以单一民族或宗教认同为基础的国家不同，“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多元一体，广阔的地理空间、悠久的历史时间、深厚的文化底蕴共同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时空场景，只有在这样的场景中跨越空间、跨越时间、体验文化，才能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特质的深刻认识。”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在全国范围内大尺度、大范围、大跨度的时空纵横，构建起了一个宏大的国家文化空间体系，下一步要进一步将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时空场景化，通过文化时空场景的“国家性”表达，充分唤醒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克拉克（Terry N.Clark）教授认为，“场景”是指具有某种符号意义的空间，涉及符号、价值观、消费、体验与生活方式等文化意涵。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等四类主体功能区的过程中，要尤其注重通过文化空间营造体现“国家性”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时空场景。例如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通过体现长城内外“茶马互市”等民族交融场景的营造，可以充分体悟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确立文化价值符号

       符号是一种高度凝练和抽象的某种特殊内涵、意义或价值的标识，是文化存在的呈现形式，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和桥梁。符号学的重要奠基人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提出了著名的“三元符号学”理论，将符号分为三种类型，即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象征符号（symbol），也指出了符号的三种基本特性，即“像似性”（iconicity）、“指示性”（indexicality）和“规约性”（conventionality）。国家文化公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价值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很强的抽象性，必须通过符号化才能更好地进行呈现与传播。首先，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本身便是重要的符号，要进一步突出和彰显其在中国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使之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其次，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中，要确立一些具有文化标志性的重要节点，例如长城沿线的重要关隘和重点示范段，大运河沿线体现运河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长征沿线的重要历史节点纪念地和纪念物，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文物遗址和文化遗产等，通过标志性节点的“指示符号”强化对国家文化公园的认识。再次，要创新转化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涵，将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产业和科技，创造出更多贴近生活、融入时代的生动活泼的中华文化符号。

（三）建构文化叙事体系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叙事文本，如何面向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重大挑战。通过国家文化公园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单地进行文化解说或宣传，而是建构起一套国家文化公园的叙事体系。国家文化公园的叙事化表达，尤其要注重“元叙事”，打造“叙事空间”，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所谓“元叙事”，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对一般性事物的总体叙事”，是一种具有优先权的话语。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性的象征，首要任务是通过大跨度、大范围、长线条的文化遗产讲好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元叙事”基础理论话语。同时，要推动国家文化公园的语言叙事和空间叙事的交融统一，打造“叙事空间”。国家文化公园同时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它是一个国家文化空间体系的空间实体，也是具有历时性的内涵丰富的时空文本，这样就构造了一个“叙事空间”体系。要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叙事空间中，促进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场所记忆和历史空间交融统一，最大程度地实现文化叙事深入人心。最终，要通过具有中国价值的国际化、多元化表达方式，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得到强化。

（四）丰富文旅融合体验

       2018年3月，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组建成新的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从实践自发的融合转向由行政管理机构融合带动的全面深度融合。文化身份认同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文旅融合的内生动力和根本归宿。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国家文化公园具有十分典型的文旅融合特征，其本身便是文旅融合的产物。在《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文旅融合区”是其中四类主体功能区之一，“推进文旅融合工程”是其中五个关键领域实施的基础工程之一。推进文旅融合，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国家文化公园设立的初衷和应有之义。

       文化认同不会直接显现，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是通过“体验”完成的。旅游过程中的文化认同体验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追问和确认的体验过程，是旅游体验的高级阶段。旅游者以“具身”体验全身心地融入国家文化公园所营造的时空场景之中，以“他者”的视角与历史对话、与遗产对话、与自我对话，主客交融沉浸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之中，方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是谁”“从哪里来”等归属性问题，进而对自我文化身份和文化归属建立起深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因而，丰富国家文化公园的文旅融合体验，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一方面要营造广阔的宏观时空场景，通过大跨度、大范围的旅游线路，将国家文化公园的线性遗产进行旅游串联，这样才能在不同时空的场景转换和旅游体验中深刻领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性，增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理念。另一方面，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微观尺度规划设计中，要在公园中划定文旅融合区，促进文化、旅游、科技、商业、体育、交通等相关业态融合创新，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市场价值和商业价值，促进全民参与，在深度文旅体验中培育文化认同，繁荣文化旅游产业，反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在文旅融合过程中，要将营造文化时空场景、确立文化价值符号、建构文化叙事体系进行有机整合，全面促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来源|傅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