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时代，有多震撼？

[ 海峡文创导读 ] 虽然，长达2000年的青铜时代最终结束了，但是中国却走过了少年时代，进入了更加成熟的封建时期。夏商周的先人们探索过的种种制度，尊奉祖先、敬畏天地，依然流淌在我们血液中，无数的青铜器遗产，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文化，例如一言九鼎、加官进爵，钟鸣鼎食、长幼尊卑等等。更重要的是，以青铜文化为核心的夏商周，以青铜礼器为载体，在中原及周边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即中国。

 

它们穿越时空而来

被我们视若珍宝

或神秘奇特

▼（青铜神树，三星堆博物馆藏，摄影师@张艳）

或瑰丽夺目

▼（扉棱提梁卣[yǒu]，酒器，随州市博物馆藏，摄影师@苏李欢）

它们数量庞大，仅目前登记在册的就有，1403451件（组）。更因其承载的厚重历史，被我们当作“国之重器”，它们就是青铜器。（数据来源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截止日期2016年10月31日）

▼（“子龙”青铜鼎，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青铜器诞生于文明之初，凝结上千年的积淀，而后又塑造了中国的少年时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波澜壮阔的青铜时代，一睹中国年少时的风采。

起源

 

在石器时代，人类手中可资利用的工具，不过石器、骨器、木器、陶器等寥寥数种

▼（石磨盘、石磨棒，属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主要用于谷物的脱壳和碎粒，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成套的粮食加工工具，摄影师@刘鹏，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到了大约1万年前，一种颜色发红的矿石，被人们选中，经过反复锤打，这种矿石就可以改变形状，制作出简单的工具，这种材料便是铜。

▼（世界上最早的红铜制品发现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土耳其地区，下图为中国境内齐家文化的铜钻、铜锥，为红铜材质，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但是自然铜的质地太软，硬度甚至不及石器，应用范围实在有限，直到人们发现，在更高的温度下它会熔化、流动，冷凝后会形成一定的形状，并且如果在铜中加入锡、铅等物质，成品的硬度还会更高，于是，一种全新的合金便诞生了。

▼（青铜刀，马家窑文化，为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锡合金铜器，摄影师@器，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刚铸出来的铜器，金光灿灿、熠熠生辉，古人曾把它称为金或吉金，堪称远古时期的高科技产品，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器物，是由于长久埋藏在地下，铜与土壤中的水和矿物质等，发生了化学反应，在表面形成了一层青色的铜锈，因此得名青铜器。

▼（觯[zhì]，盛酒器，通过未腐蚀的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使用时的色彩，摄影师@器，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自青铜器发明以来，两河流域、埃及和欧洲的人们，制造了兵器、装饰品、生产工具等，各类实用器具。

▼（俄罗斯铜器，摄影师@器，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而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却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要用青铜器打造，一个秩序井然的，礼乐之国。

王权神授

约4000年前，“中国”的概念正在形成之中，但还没有影响深远的分封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正努力在中原大地建立统治秩序，一切都在探索之中。

▼（大禹形象拓片，图像来自山东武氏祠画像石，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祭祀祖先、尊崇神灵，被统治者当作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因为通过祭祀可以与神沟通，宣告统治的合法权，即王权神授。

在铜器出现之前，爵、觚（gū)等精美的陶器，盛放着美酒佳酿献给祖先神灵，或者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用于贵族的日常生活及礼仪宴饮，因而又被称为礼器。

▼（陶礼器，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摄影师@刘鹏、君作刃，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而资源稀缺、工艺复杂的铜器的出现，显然吸引了统治者的目光，用它们代替陶器，一定更能彰显地位、取悦神灵。但早期的青铜铸造技术比较简单，以铸造铜刀为例，工匠们会先在泥块上剔出刀的腔形，然后用另一块泥块拼合，中间会形成空腔，之后将高温熔化的铜液浇铸其中，待铜液冷却凝固，一件铜刀便制成了。

这种方法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器物，比如锥、凿、刀等，要想制造出复杂的容器，还需要一次技术升级。

我们无法得知升级经历了多少曲折，但夏人最终取得了技术突破，新的技术被后人称为“块范法”。以铸造铜爵为例，首先用土或木或石等材料，制出想要的器物模型，即“模”。然后，在模的表面覆盖泥料，待凝固后再分区域剥落下来，就形成范（也称为外范）。

再之后在模的内腔填充泥土，形成芯（也称为内范）。

最后把外范、芯组合在一起，两者之间便会形成空腔，再将冶炼好的铜液倒入其中，冷却后去除内范、外范，加以修整打磨，一件比青铜刀更复杂的青铜容器，“爵”，便诞生了。

这一过程也是，后世所使用的模范一词的来源。，有了块范法，贵族们开始仿造陶制礼器，并不断创造新的器型，形成了以青铜器为中心的礼器群，中国的青铜时代正式开启了。

它们包括用于饮酒相当于酒杯的，爵、角、觚（gū）。

▼（爵、角，考古发现它们的底部有的有火烧的烟炱痕迹，表明其还具有温酒功能；下图为乳钉纹青铜爵，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爵”，摄影师@范沛卓，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用于注酒，相当于酒壶，但可以用来温酒的，盉（hé）、斝（jiǎ）、鬶（guī）。

▼（乳丁纹铜斝[jiǎ]，摄影师@刘鹏，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礼器之外，统治者还大量制造青铜兵器，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兵器的出现，取代了原来的石质木质武器，可以更好地护卫统治者的利益，无异于一场军事革命。包括用于砍劈的钺（yuè），用于勾、剁、推的戈，用于远距离杀伤的镞（zú）等。

▼（镶嵌十字纹方钺[yuè]，内部用绿松石镶嵌成十字纹，摄影师@苏李欢，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其中，钺还被礼仪化，代表着生杀大权，后人甚至根据钺的形状，创造了“王”字。

▼（钺与早期“王”字的形态对比图，甲骨文中的“王”字是一把刃朝下的钺的形状，金文逐渐抽象化，演变为三横一竖，底部横画还保留着钺刃的形态，钺是军权的象征，王权来源于军权，摄影师@器，制图@汉青&杨宁/星球研究所）

此外还有用绿松石镶嵌的盾状铜牌饰，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一种，穿戴起来很“拉风”的战斗护臂。

▼（嵌绿松石铜牌饰，摄影师@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夏之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被商所继承。商人在夏人的青铜兵器基础上，又增加了用于刺杀的矛，用作砍杀的大刀，用作防护的头盔胄（zhòu）。

▼（青铜兵器，摄影师@李琼、包浩霖、图片来自@汇图网，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而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商人在夏人的基础上，把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提升到了新的台阶，发展出一套更加精细的祭祀系统。祭祀中，要向祖先神灵供奉美酒、佳肴等，即“以酒娱神、以食敬神”，而盛放美酒佳肴的青铜酒器、食器，则新增出众多全新的器型，并有着非常细致的分工。食器中，鬲（lì）用于煮。

▼（“人”字纹铜鬲，摄影师@刘鹏，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甗（yǎn），用于蒸，类似于现今的蒸锅

▼（甗[yǎn]，上为甑[zèng]，用以盛物，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中间有箅子，为蒸煮器，下图为“妇好”青铜三连甗，一般多为单个的甗，因使用了三个连体的甗，故名三连甗，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簋（guǐ），用于盛放煮好的黍稷食粮。

▼（兽面纹簋[guǐ]，摄影师@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豆，用于盛放煮好的黍稷或菜、肉，类似于现今的菜盘。

▼（兽面纹青铜豆，图片来源@江西省博物馆，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鼎，用于炖煮或盛放肉食，也是整个青铜礼器群的核心，更是被用于代指王权。许多鼎铸造得大而华丽，著名的后母戊鼎，由商王武丁之子为纪念生母而造，重达832kg，高大厚重、气势雄伟，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国宝级文物。

▼（后母戊鼎，意思为伟大的母亲戊，曾称司母戊鼎，即祭祀母亲戊，“戊”为庙号，目前学术界对是“后”还是“司”，仍有争论，青铜鼎可能夏代就有，但未见确信的实物，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而酒器则更加花样繁多，仅用于盛酒的，便有尊。

▼（兽面纹三牺铜尊，摄影师@杨敏芝，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觥（gōng），造型犹如呆萌神兽。

▼（父乙觥[gōng]，摄影师@杨敏芝，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方彝（yí），盖子仿照屋顶而制。

▼（方彝[yí]，摄影师@包浩霖，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罍（léi），盖子也多作屋顶形。

▼（皿方罍[léi]，体型硕大，制作精美，被称为“方罍之王”，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卣（yǒu），带有提梁方便拿取。

▼（兽面纹提梁方腹青铜卣[yǒu]，摄影师@苏李欢，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瓿（bù），腹部圆鼓、整体低矮。

▼（铜瓿[bù]，有说法认为瓿也充当食器，摄影师@崔欣，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此外，青铜器本身还被神化，成为沟通神灵的工具。它们，或附着一些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摄影师@器、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或直接披上动物的“外衣”，例如化身猫头鹰的尊。

▼（“妇好”青铜鸮[xiāo]尊，为站立的鸮形，两足与尾构成3个支撑点，整体布满纹饰，造型奇巧，为青铜器中的精品，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形如张口吃人之虎的卣（yǒu）。

▼（虎噬人卣[yǒu]，相传出土于湖南宁乡，共两件，都流失海外，有学者认为该造型象征着生死通道，摄影师@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此外，人们还设计了一款意义重大的，兽面纹，频繁地出现在各类铜器上

▼（兽面纹，复杂多变，但它们往往可以清楚地辨认出眉眼耳嘴等部位，有人认为这便是传说中的怪物，贪婪好吃的饕餮[tāo tiè]，摄影师@器，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而作为当时中国最强盛的政权，商对王权神授的追求以及对青铜器的使用，也深深影响了周边地区，但他们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本地化创新利用。比如，位于四川三星堆的先民，就走出了一条与中原风格迥异的青铜之路，他们崇拜祖先，按照传说中祖先的样子，铸造了凸目的祖先神。

▼（戴冠纵目面具，史书记载蜀王始祖蚕丛“目纵”，该造型很可能模仿蚕丛创造的祖先神的形象，摄影师@枫叶梧桐，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在祭祀活动中，国王作为大巫师手握法器，主持祭祀。

▼（铜大立人像，有说法认为手中握的是象牙，或各拿一个玉琮，或就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手势，有学者认为该立人像为具有巫师身份的国王，摄影师@苏凌汉，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高级祭师头戴金面，与神沟通。

▼（金面铜人头像，有学者认为，带金面的人头像为低于铜大立人像一个等级的祭师，摄影师@曹明雄，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低级别的人员以跪姿，手捧祭品向神献祭。

▼（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学者认为，下部底座可能是祭坛，人们在祭坛上举行祭祀活动，头顶的为青铜尊，在之前的发现中，尊内很可能放海贝或玉器，献给神灵，摄影师@张艳，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就这样，青铜器承载着统治者与神灵的沟通，而当统治者获得了神的授权，他们还要用青铜器，在人间构建一个等级分明的礼乐世界。

礼乐人间

商代阶级分化明显，商王为最高等级，其下运转着一套宗族与官僚体系，平民则占到全社会成员的80%以上。为了强化这种等级秩序，商代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青铜器区分等级尊卑的制度，他们以饮酒器觚、爵为核心，成套使用，觚、爵的套数越多则等级越高，以墓葬为例，只有1觚1爵的墓葬等级，低于2觚2爵的墓葬。

▼（商代同一墓葬里的觚、爵组合，图片来源@湖北省博物馆，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此外，一些高等级的墓葬则在觚、爵之外，另配其他种类的青铜器。例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作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随葬的青铜器包括，觚53件、爵40件，而其他种类的青铜器，有鼎、斝（jiǎ）、甗（yǎn）等共计117件。

▼（妇好墓随葬的部分青铜器，摄影师@张艳、冯思绪、城市穿梭客、柳叶氘、石耀臣、柳叶氘、君作刃，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此外，妇好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明确留下姓名的女将军，曾带兵征战四方，因此墓葬中还有，铜戈91件、铜钺（yuè）2件、弓形器6件，蔚为大观。

▼（铜钺[yuè]，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如此庞大的青铜器需求，也促使商人不断开疆拓土，四处开采铜、锡、铅等矿产资源。但商人“以酒娱神”，自身也陷入“酒池肉林”中，嗜酒误国，最终被周人取代。

▼（“利”青铜簋[guǐ]，其上的铭文记载有“武王伐纣”这一历史大事，商代灭亡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通过青铜器铭文反映的仅为其中一种，摄影师@柳叶氘，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周人总结商人亡国的教训，不断告诫国人禁止酗酒。

▼（大盂[yú]鼎，铭文记载了周人的勤勉和商人的嗜酒误国,嘱咐周人引以为戒，摄影师@孙业林，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他们还改变了商人，以觚、爵酒器区分等级的传统，而是采用鼎、簋（guǐ）食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例如在祭祀中，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使用七鼎六簋，卿大夫使用五鼎四簋，同一级的鼎、簋形制相同，称为列鼎、列簋（guǐ）。

▼（位于河南三门峡的虢[guó]国国君为诸侯中的公爵，按照礼制使用七鼎六簋，下图为虢季墓出土的列鼎列簋，摄影师@风沉郁）

除了食器，乐器在周代也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周人将音乐、舞蹈、诗歌，纳入规范社会等级的制度中，形成周代的“礼乐制度”。青铜乐器作为最重要的乐器，在重大场合演奏，与石质乐器一起构成“金石之音”，包括钟、镈（bó）、铙（náo）等。

▼（西周师丞钟，摄影师@李文博，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这些乐器按音阶序列与大小成套出现，数量多、体量大，往往需要悬挂在架上演奏，被称为编钟、编镈（bó）。

▼（柞[zuò]钟，由8件大小排列的甬钟组成，柞[zuò]为编钟主人的名字，摄影师@李文博，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在祭祀或宴饮时，鼎中盛放着肉食、巨大的编钟被有节奏地敲响，这便是钟鸣鼎食。

▼（画面中有编钟、编磬，旁立建鼓，图中3人敲钟，1人击磬，1人敲打鼓和丁宁，尚有1人持号角状的吹奏乐器在演奏，右边有2个圆鼎，2人正从事炊事工作，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但是严格的礼乐制度，需要在王室强大的统治下才能贯彻执行，当西周结束，春秋战国来临，“礼崩乐坏”的时代便开始了。

礼崩乐坏

诸侯们纷纷无视礼制，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公然向周王室询问代表王权的九鼎轻重，是为问鼎中原。

▼（鼎为国之重器，是王权的象征，问鼎的重量，是觊觎王权的表现；下图为王子午升鼎，为楚文化的代表性铜器，王子午为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曾任楚国令尹[宰相]之职，摄影师@杨虎，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位于湖北随州的曾国国君，不仅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冰箱”，青铜冰鉴。

▼（青铜冰鉴，内含一缶，鉴内盛装冰块，缶内盛装美酒，具有“冰箱”功能，摄影师@屈兵超，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还使用着当时形制最大、音域最广的编钟，它由65件铜钟、8件演奏工具构成，可以演奏七声音阶五个八度，2400年前音乐达到如此高度，堪称世界乐器史上的瑰宝。

▼（曾侯乙编钟，摄影师@苏李欢，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一方诸侯使用如此规格的青铜器，僭越之风可见一斑。此外，各地诸侯与贵族的需求，促使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再次升级，催生了失蜡法。首先选取易熔化的材料，如蜂蜡、动物油等制成蜡块，然后将蜡块雕刻成所要铸的器物，即蜡模。

之后在蜡模表面淋浇细腻的泥浆，然后在外表面覆盖厚泥，阴干后烘烤使蜡模熔化流出，形成空腔，即为失蜡。最后往空腔内注入铜液，冷却、打磨后得到青铜器。

失蜡法的发明，几乎可以让青铜器铸造出任何款式，包括那些极其繁缛、令现代人称奇不已的杰作，比如拥有24个神兽的云纹铜禁。

▼（云纹铜禁，上面放置酒器，“禁”有提醒适度饮酒或禁酒的内涵，禁体和四周镂空部分用失蜡法分别铸造后，再合范铸造，摄影师@刘鹏，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由72个部件组成的尊盘。

▼（曾侯乙尊盘，镂空构件为失蜡法，器体部分是范铸法，摄影师@赵永清，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但是，随着高高在上的礼制被打破，青铜器逐渐走下神坛，落入凡尘之中，功能也越来越实用。各诸侯国纷争不断，青铜资源大量投入到武器装备上。

▼（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摄影师@柳叶氘、赵永清、刘玉生，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其中，吴越的青铜剑名震天下，铸剑者干将莫邪成为一代神话。

▼（越王勾践剑，摄影师@苏李欢，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铜灶生火做饭。

▼（虎形灶，摄影师@李岗，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用铜灯照明。

▼（人形铜灯，摄影师@朱福升，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甚至，小便用的虎子也要用铜制作。

▼（错金银鸟纹虎子，摄影师@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青铜器所承载的礼乐文明，不断没落，纵有孔老夫子大声疾呼恢复礼乐制度，但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却越来越被统治者推崇，而在更大的层面上，一种新的金属已经在春秋战国时显露锋芒，它的储量大、性能优，作为兵器、作为工具，都拥有比青铜器更强的实力，它就是铁。

▼（玉柄铁剑，为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为玉质剑柄，铜质柄芯，铁质剑身，铜质柄芯起到将玉质剑柄与铁质剑身连接在一起的作用，摄影师@君作刃，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铁的应用，还让人类使用木材的能力大大提升，再加上之后陶瓷在中国兴起，青铜器逐渐从更多领域退出，只在某些领域发挥“余热”，比如通行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铜钱”。

▼（目前所知，中国早期使用的货币为海贝，青铜时代出现了青铜铸造的仿贝币，仿农具的布币，仿工具的刀币，以及仿玉璧的圆钱，下图为布币、刀币、圆钱，摄影师@器、朱福升、刘玉生，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铜镜等。

▼（部分铜镜列举，摄影师@刘玉生、柳叶氘、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就这样，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以青铜器为载体的礼乐文明时代结束了。

尾声

人类从混沌之初，经过漫长的演化，终于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在这个过程中，古人对社会如何组织、管理，进行了诸多探索。至夏商周三代，古人以青铜器祭祀祖先神灵，以青铜器构建礼乐制度，以青铜兵器强力维持秩序。

青铜器，见证了中华文明之初的，秩序大构建。

▼（毛公鼎，摄影师@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虽然，长达2000年的青铜时代最终结束了，但是中国却走过了少年时代，进入了更加成熟的封建时期。夏商周的先人们探索过的种种制度，尊奉祖先、敬畏天地，依然流淌在我们血液中，无数的青铜器遗产，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文化，例如一言九鼎、加官进爵，钟鸣鼎食、长幼尊卑等等。更重要的是，以青铜文化为核心的夏商周，以青铜礼器为载体，在中原及周边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即中国。

▼（何尊，其上的铭文有最早的“中国”二字，指天下之中，摄影师@动脉影，制图@杨宁/星球研究所）

来源 | 文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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