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疫情下我国文化产业的“三个凸显”

数字消费潜力凸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尽管整体数据有所下降，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文化新业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数字出版，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多媒体等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5236亿元，增长15.5%。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特性使得集聚性和外出型文化消费受到巨大限制，但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消费却逆市上扬，短期内迅速改变了不少老百姓的消费习惯。线上消费日益普及，将极大地改变传统文化消费的空间和产品形态，数字化消费所需的技术载体、智慧终端、穿戴设备等后续服务将随着新基建的发展成为新的增长点。

文化贸易“社会价值”凸显

传统的对外文化贸易多以经济价值的增值为主。从文化效能而言，疫情下的文化贸易，相较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收益更值得重视。疫情在海外爆发并快速蔓延后，我国相关出版社迅速出版了代表着中国预防新冠肺炎科学方法的读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截至3月15日成功面向1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2个语言版本的版权输出。相比于海外版税收入，该书在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方案方面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中国制造”的全球影响力凸显

文化用品和文化装备是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文化用品和文化装备占比分别达到文化产品出口的50.6%和13.1%，而这两类产品的生产都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玩具业是其典型代表，是疫情下我国文化对外出口中少数能够影响世界行业的重要门类。世界70%以上的玩具为“中国制造”，中国的停产很大程度上造成全球相关玩具缺货的危机。受疫情影响，国内玩具制造公司被迫停工，使得国际玩具巨头MGA娱乐公司畅销玩具“L.O.L.惊喜娃娃”系列面临多产品样式缺货。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趋向”

文化生产：强化数字化高质量内容

疫情期间我国部分数字化文化业态发展较快，但整体而言在技术含量高、创意密集的视听、网游、表演艺术等领域的产品比例还比较低。常态化防疫时期，应利用此次疫情对于文化消费和相关消费模式形成的巨大推动力，挖掘优秀文化资源，激发文化创意，适应互联网传播特点，提高数字创意内容产品原创水平，加快出版发行、影视制作、演艺娱乐、艺术品、文化会展等行业数字化进程，提高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文学、网络视频、在线演出等的文化品位和市场价值。

文化贸易：强化“社会效益”的价值认可

文化贸易的经济价值固然重要，其社会价值也是文化出口的重要组成内容。我国文化出口需要强化“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凸显中国与其他疫情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国际情怀，帮助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因此，疫情后的文化贸易需要延续和维护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要以国家政治需求为首要导向，既要通过提高内容价值提升自身经济效益，更要善于从文化交流中获取国际信任和国际友谊，有的放矢地强调社会效益，为我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文化制造：强化“工业生产”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制造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借助并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短期内我国在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上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不具优势，但是在文化用品和设备生产上完全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疫情后，文化产业需要抓紧新基建的历史机遇，加大创新投入，积极研发生产科技型文化用品和文化设备，逐渐推动文化制造业从当前低附加值的玩具等生产逐渐向更加高端的穿戴设备、放映设备、游戏机等方面演进，打造文化制造强国。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协调”

协调好“心态”和“措施”的关系

疫情给中国文化产业造成了较大影响，其影响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在复工复产方面，既不能灰心丧气更不能操之过急，要平衡心态，认清现实，重新谋划发展指标，科学制定发展措施，做到实事求是。

协调好短中长期的关系

中国文化产业市场广阔，人口消费基数大。生产决定消费的同时，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因此，常态化防疫时期中国文化产业要协调好“短期刺激提振、中期改革升级和长期自我循环”的关系，立足于刺激消费，科学复工复产，为中期的改革乃至更加长远的目标积攒动能。

协调好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关系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价值链已经跨出国门，在某些环节上不仅仅走了出去，而且实现了留下来，逐渐融入到当地产业链的构建和价值链的拓展中。疫情深刻地展示了我国文化产业链条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常态化防疫时期，中国文化产业需要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文化生产，处理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逐步推动“文化制造”的高端化发展，利用国际市场压力倒逼国内文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