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背景下传递出的发展思路
从2019年开始,“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更名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俗称为“京交会”的服务贸易交易会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和中国服务贸易领域的龙头展会,它同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同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新冠肺炎疫情则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两个“百年”清晰地描述出当前这个阶段的特殊性。在国际上,中美摩擦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世界经济遭受重挫萎靡不振。
为了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叠加造成的困难,最高层在年初两会上曾提出了双循环的理念,之后又多次阐述这个理念,习主席于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到:
我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图片来自于新华网
这种大背景下,作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线下举办的第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这次展会成为中国宣示摆脱疫情扰动、经济重回正轨的重要标志,而习近平主席在本次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更是鼓舞人心,他提出的三点倡议,即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本次服贸大会与前几届相比,创下了不少新高。
服务贸易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像文化、旅游、体育健身、教育医疗、金融、运输、信息通信等,都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目前,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服务,就业的一半以上来自服务,每年新增的大部分就业来自服务——服务贸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中国政府很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2016年国务院就批复同意了商务部提出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方案》,在天津、上海、海南等区域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2019年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之比重达到53.9%,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4%,服务进出口总额为5.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连续六年在全球是第二位。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促进对外开放和对外发展的新引擎。但同时,服务贸易仍然是中国当前对外开放的突出短版,尤其是国内的文化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不强,离国际一流的竞争对手还有非常大甚至是全方位的差距。
因此,服贸大会的召开更具有很强的必要性,他能推动企业把握潮流、正视差距、取长补短。
本届服贸大会采用了“1+8+N”的布展格局。“1”是综合展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最新成果和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智慧应用,“8”突出打造文化、金融、冬季运动、旅游、教育、体育、服务机器人和5G通信服务等服务领域行业特色,“N”是若干功能服务区。
文化是服务贸易的主力军,今年有上千家文化机构和企业主体参展,反映出文化行业开放创新的强烈意愿,从业者希望能在这个全球性平台上,学习、沟通、交流,寻找新机会。
正如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先生在本次服贸会“服务业扩大开放暨企业全球化论坛”的演讲中所谈及的那样,在受疫情影响的经济形势下,作为企业如何抓住机遇,开发新的战略、新的布局,开拓新的蓝海,在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重构进程中进行突围实现增长,值得探讨。
我们可以认为,本次大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双循环的发展理念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发展经济的主导思想。
如果结合着颇有些惊心动魄的这大半年发展历程,透过这次服贸大会体现的发展态势,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要牢牢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之外,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强化市场主体的作用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前提
产业发展离不开各种经营活动,离不开实施的市场主体——企业。
由于文化产业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领域特征,一些政府部门在实践中往往混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界限,甚至于一些文化企业也习惯性地希望一切行动听指挥,喜欢整齐划一的标准动作。
△空荡荡的独山县文旅项目
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是指政府对企业不管不问,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同企业交往,了解企业家所思所想、所困所惑,涉企政策制定要多听企业家意见和建议,同时要坚决防止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等问题损害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市场公平的维护者,政府要更多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对那些属于公共服务范畴的文化内容,政府应考虑逐步将至纳入预算体系,使之成为公益性事业。而对属于市场范畴的文化内容,政府则应给出负面清单,告诉市场那些不能做,边界在哪里,然后放手让企业去做。
如果出现突发状况——例如这次疫情——政府则应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政府在对文化产业的支持上应做到守责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对企业的支持重点应该较多体现在降低综合税负、提供配套支持、营造普惠的公平的市场环境等方面,而不是太多的管制、评选、扶持等。
对企业来说关键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如果一个文化企业不能做到独立在市场中生存,而是依赖扶持政策与补贴过日子,其就没有多大存在的价值。
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法无禁止则可为,文化企业应该最大程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敏锐地寻找商机,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来满足用户的需求,从而形成独特的市场竞争力。
习近平主席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曾经对企业的经营有具体的期望:一是投资要有效益,二是产品要有市场,三是企业要有利润,四是员工要有收入,五是政府要有税收。这五点要求很好地说明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如何厘清定位、做好经营。
我们都希望我国文化产业在未来能有大发展,而界定好政企分工,充分明确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与创新热情,是这种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
文化企业出海要审时度势
最近几年,出海成了国内企业经常提及的热门词汇,大量企业包括文化企业积极地进行着出海实践。
对企业要具有国际视野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做过明确阐述:
希望大家拓展国际视野。有多大的视野,就有多大的胸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在国际市场上锻炼成长,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企业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从历史发展来看,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输出一般都是“水往低处流”,某领域遥遥领先的一方会处于主动位置,强国的文化企业一般也容易处于强势地位。在前些年,好莱坞大片和韩剧在我国热播,而近些年不少国内的剧集在东南亚以及非洲大受欢迎,都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我国仍旧属于发展中国家,富裕程度、文明程度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也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因此我们的文化企业容易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被动位置。
而在如今高度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几乎所有的国内企业在出海时的风险都在急剧加大,尤其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管制甚至禁止,TikTok的遭遇就是明证。
因此,对我国的文化企业来说,当前并不是出海的好时机,在没有特别合适的机会之时不应为了出海而出海,而更应该先在国内站稳脚跟,在内循环中做大做强,同时高度关注国际形势变化,积极谨慎适度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
数字化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基础
本次服贸大会习主席致辞中的第二个倡议,几乎就是围绕着数字化展开。
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中国将拓展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发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积极促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蓬勃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几乎每一篇关于这次展会的详细报道中,都会有相当篇幅来描述数字化,大数据、云计算、AI、5G、区块链等这些词汇处处可见。中国的老百姓在近年来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之下,对这些热点词汇已经非常熟悉了。
虽然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处于全球数字科技领域最顶尖的水平,不过更多的国内企业尤其是文化企业距离数字化还有明显的距离。而世界上那些领先的文化公司,例如迪士尼、HBO等,很早就开始在数字化上持续投入大量的真金白银,更不用说像Netflix、Airbnb这样完全基于数字化而产生的企业。
我国文化企业在数字化方面落后的最直接原因就在于投入不够。数字化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过程,而国内的文化企业往往体量小,或者体量虽大但包袱较重,长期以来对数字化观望多、投入少。
不过这种局面正在改善。
在政府层面对数字化已经非常重视,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对一些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数字化进行投入。
例如,9月2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发布《上海在线新文旅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将加快推动文化旅游行业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大力拓展智慧互联的文旅价值链,努力培育文旅流通的平台服务链,积极推进迭代更新的科技研发链,有效构建跨界融合的产业链。
基于各种新技术的数字化是整个方案的实施重点。这种价值链、产业链升级之后,整个上海文旅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大提升,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进入上海旅游,从而提高上海服务贸易总体水平。
△图片截取自界面新闻
企业对数字化的投入也在加大。
那些需要通过媒介平台传递内容或服务的文化行业,例如图书、报刊、影视、音乐等,用户早就转移到移动端了,传统媒介的存在感越来越低,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因此对这些行业的主体来说,不进行数字化转型差不多就意味着在未来丧失了生存发展的可能。
在政策要求与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这些企业已经投入了较大的资金进行数字化转型,媒体融合、数字出版、数字音乐等领域已经有了较明显的变化,形成了一定规模。
△服贸会现场
而对其他类型的文化行业,例如旅游、演出、广宣等来说,一场疫情让市场运行按下了暂停键,几乎所有传统业务都处于停滞状态,这也迫使这些企业与从业者通过类似直播、短视频、电子商务等方式,积极拓展新业务,谋求新的发展。
在疫情取得阶段性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对全部经营流程、供应链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已经成为这些文化企业的共识。
精通数字化的复合型人才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关键
一切发展都离不开人。
在华为处于抗击美国打压的关键时候,任正非抽出不少时间专程去高校拜访,他在复旦大学时曾讲到:“未来我们拼什么,就是拼教育、拼人才。”
△图片来自复旦大学官微
对文化企业来说,未来的市场竞争归根到是人的竞争。一方面企业迫切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精通数字化又熟悉文化产业的人才凤毛麟角。
即便把条件放宽一些,可以先引进数字化人才,之后在工作实践中使之熟悉文化产业的特点,但即便这样我们的文化企业依然面临着数字化人才急缺的困境。因为数字化的人才在当前属于全领域内都很抢手的人才,例如大数据、AI、搜索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起薪几乎都在五十万往上,百万年薪也不少见。文化企业在这场人才竞争中很难处于有利位置。
负责培养人才的高校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相对于业界来说,学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更为滞后,高校一直在推进的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实践中效果并不那么突出。高校的专业设置与课程安排,和市场的变化比较起来总是存在较大的时间差。
人才供给端的这种状况使文化企业招募合适数字化人才的困难进一步加大。要想解决数字化发展中的人才难题,文化企业应该更深入地和高校相关院系建立紧密联系。
结语
9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宣布,我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号召人民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9月9日,规模空前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
大多数文化产业从业者坚信前途是光明的,但也十分清楚路途是崎岖的。新的征程已经开启,我们既要仰望星空充满信心,也要低头赶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寻光明的未来。来源|文化产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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