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含了“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全会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这与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十九届四中以来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一个时代课题,它关系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备,也关系到民族复兴,文化自信,也关系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还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无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这对于我国为实现民族复兴、争取世界话语权而言是令人欣喜的好局面。但尽管我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正盛,但是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方面,政策完善在现代文化产业治理方面,文化体制改革在促进文化生产力解放方面,国家文化建设路径与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优化方面,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方面,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必须进行冷静地思考。
一、完善现代文化产业的政策
目前,现代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多体现为实现经济效益。目前,各地区还存在为发展现代文化产业不考虑自身实际,各部门为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不考虑自身特征,各行业缺乏对现代文化产业的正确认识和观念,等问题。这些都将导致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导致文化发展却未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导致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失衡。另外,培育现代文化产业,需要国家整体规划、系统实施。但现行的相关政策,局部出现了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国家层面各部委之间,缺乏统筹考虑,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有的政策长效性不足,甚至见子打子、朝令夕改,对现代文化产业造成干扰和破坏。并且,在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各地区政策往往出现雷同特征,创新的缺失导致对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推动的缺乏。其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对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发展规律、生产传播等环节认识的理论准备不足,依然片面考虑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作用。
二、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与本体论建构
在文化体制改革初期,有部分人提出文化产业化发展,使文化在意识形态功能之外重新恢复经济功能,这会导致我国意识形态之根的松动,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自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正是因为旧体制的约束和缺陷使得我国文化生产力不足,导致没有丰富和足量的优秀文化产品,进而大量富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趁虚而入,冲击了我国青年人的思想和价值判断。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是健全中国特色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解决我国文化体制中政企不分、忽视市场、职能缺失等问题。
尤其是在处于文化体制改革过程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如何处理法条刚性与治理柔性的平衡,文化立法如何与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性,这既是立法技术上绕不开的问题,也是我国现代文化产业本体论的重要表征。在此情势下,如何依据中国特色现代文化产业立法,建立支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政企架构和法律杠杆,建立政府,特别是党委宣传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与文化市场之间明晰的边界,构建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治理科学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体系,是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
三、探索文化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
美国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特点表明,文化现代化既是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结果,也是国家现代化总体进程的标识,同时还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环境条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完成文化的现代化,就不能称为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我国虽然现代化进程已经历了上百年的探索,但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通过改良国家文化建设路径、文化治理路径和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来处理中西文明关系和把握海内外文化消费市场,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的时代课题,同时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维护文化安全,稳固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战略问题。
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韩国等从西方到亚太地区诸国纷纷提出“创意国家”发展战略,“创意国家”的提出,不只是“创意经济”的简单概括,还是全球进入创意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后,为应对时代特点而提出的现代文化产业建设新理念。此外,该战略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策略,许多国家也因该战略的实施实现了国家文化现代化。因此,应该重视“创意中国”的概念,着手对文化治理的国家路径和产业模式的研究。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文化治理模式;二方面要推动建设以创意文化为核心的创意城市和创意国家;三方面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维度发展文化产业。
四、推动现代文化产业的新实践
近年来,我国现代文化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总体发展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困境。第一,文化遗产的开发问题。由于人们对文化遗产中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知割裂,导致忽视文化遗产本身的生命力和潜在价值空间,甚至把保护和开发严重对立。第二,“互联网+”产业融合问题。在由科技创新引发的文化行业整体性变化中,如何利用“文化+互联网+”的新型平台,促进文化与旅游、科技、金融、生态农业、智能制造、互联网等行业的融合发展,形成“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乡村”和“文化+设计”等支持系统,需要研究文化行业的体制壁垒、跨行业公共服务平台、文化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等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行实践和理论创新,这就需要深入到文化领域科技创新背后的文化生产关系的研究。第三,对现代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不够明晰,对现代文化产业升级换代动力的研究不足,整体发展存在着很大空间。
具体来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依然实施粗放型、铺摊子式的发展模式,产业整体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文化市场的各类主体发展不均衡,许多中小民营文化企业仍然难以做大做强,更高形态的文化消费模式尚未建立,文化供给的产品和服务不够充分,资源依赖现象较为普遍,产业发展避难就易,陈陈相因。我国文化产业急需问诊把脉、发现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真正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进入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阶段,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应该重视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不但要研究文化产业现状,发现问题;还要理清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当然,还要寻找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五、重视现代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在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时代,劳动密集型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明日黄花。将文化资源通过技术和内容的附加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化产品,这是知识密集型现代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同时是国家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表征。在这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创意阶层起到关键作用。创意阶层一般而言在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内容创意密集型、文化组织密集型的产业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以内容创意、技术创新和创意策划工作为导向,以“知识分子形态出现,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另外,对于创意阶层的评估标准应体现到创意的实现上。在西方语境中,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开始慢慢地将“创造力”一词用于艺术家,用于人的“创造”,来指认艺术家创作,他们被认为是有创造力的一群人,可以创作出有“创造力”的作品。
根据相关资料,21世纪初期,美国已有创意人才近四千万人,这样一种新兴的阶层,在在不断地告诉增长,换而言之,美国出现了世界级的创意人才聚集的情况,由于创意阶层的集聚,美国各门类创意产业的人力需求得到缓解,创意氛围更加具有活力,城市的文化产业水平和文创内容生产都在增加和拓展,创意产品的质量和种类也在提高和丰富,也因这样变化,美国政府出台了更多有利人才吸引政策,进而又集聚更多创意人才,实现城市创意建设的良性循环。不得不说,创意阶层的培养和集聚是美国创意产业居于世界顶端,创意城市建设居于世界顶端的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当然,也是其结果,二者共生,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如何培养和集聚创意阶层,培养和集聚具备什么能力的创意阶层,这都是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
当今时代,全球化舞台上的文化博弈越来越显现为文化精品之争,其背后是一个国家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国家文化整体实力的竞争。全球文化竞争的严峻形势倒逼我国必须构建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治理科学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现代文化产业本体论建构,必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以文化治理构筑文化繁荣发展格局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是建设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必然。来源|文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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