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世界各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设计

世界性的数字文化发展潮流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全球文化创意产业达到2.2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吸收就业人数达到2950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文化多样性、造福人类社会的重要潮流。随着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文化产业进入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虽然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猛烈地冲击了以人际交流和现场互动为主的文化产业门类，包括会展、文博、演艺、电影放映等，但是数字文化新业态却快速崛起。根据2022年世界唱片协会颁布的全球音乐报告，近年来，以音乐生产的数字化、音乐传播的网络化、音乐消费的场景化、音乐加工的智能化为特点的数字音乐，成为国际音乐产业贸易的强劲引擎。在2021年全球录制音乐的市场营销收入中，实体音乐制品（唱片、光盘等）仅占19.2%，整体上的流媒体音乐占比高达65.0%，下载及其他形式的数字音乐占4.3%。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大批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包括数字出版、数字音乐、游戏电竞、MCN(多频道网络传播)、沉浸式体验等。它们以在线、智能、交互、跨界为四大特征，推动了要素重构、场景再造、流量升级、价值创新和普惠民生。其重点在于：以数字数据作为核心要素，依托“数据+计算力”而提升文化生产力水平；采用创新平台，扩大流量规模；以文化赋能新场景建设，推动在线、在地、在场三种文化生产方式的有机整合。针对这一大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纷纷针对数字文化产业研究、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政策。

在中国，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数字+文化”同样成为大势所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提出数字化背景下的文化产业政策起步较晚，但因层次多、进展快、覆盖广，已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文化产业政策体系。

从2016年国务院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到2022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文化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呈现等领域，培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市也因地制宜，纷纷出台促进数字出版、数字游戏、数字广告、数字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可见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成为各地增强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政策创新的重点领域。

鉴于此，本文通过观察世界数字文化发展潮流，分析代表性国家在数字文化产业政策设计上的特点，以期找到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全球性规律，和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的借鉴。

美国的数字战略与硅谷的导向

美国是全世界发展数字经济最早、增长速度最快、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颁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1年，全球47个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数字经济蝉联世界第一，规模达到15.3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规模为7.1万亿美元。

美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美国的数字化战略密切相关。作为高度重视国家战略与政策的作用的国家，美国所制订的政策具有独特的理念和机制。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二十四国文化圆桌会议”，首次给文化政策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定义”（minimum definition）,即“文化政策应该是指一个社会为了迎合某些文化需求，通过该时期可以取得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最优化调动，而制定的有意义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预的或不干预的行动的总和”。

在面对数字化的大潮时，美国在制订政策方面做出了最敏锐、最密集和最持续的反应和支持，以此形成了战略性的先发优势。在技术领域，美国率先出台了《21世纪信息技术计划》等；在国防领域，美国密集出台了《国防部数字工程战略》等；在政务领域，美国连续出台《数字政府战略》等；在产业领域，美国积极推动《美国全球数字经济大战略》等，这些政策形成了五个鲜明的特点：以前瞻性和敏锐性作为美国制订数字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强调技术领先、鼓励创新是美国推动数字化政策的优先位置；打造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万物互联、社会共享和数字治理是美国数字化政策的有效实施；加快国际数字贸易及自贸区建设是美国数字化政策的一贯原则。

在美国数字战略的框架下，硅谷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包括新型企业、新型业态、新型模式最为集中的诞生之地。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并非无本之木，需要一个鼓励创新的产业生态系统。而创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五大关键要素即产品、技术、市场、资源配置和组织的重组。1990年代，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提出了“三螺旋理论”，认为大学、产业、政府的互动催生了创新，而硅谷则在实践中开创了大学-产业-政府-资本“四轮驱动”创新模式。硅谷集中了斯坦福大学等名校，汇聚了一批美国的国家级实验室，集聚了黑石集团、红杉资本、德韦杰、凯鹏华盈等80多家全球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硅谷人均获得的风投为3945美元，远超美国其他地方的人均43美元。“四轮驱动”的创新生态催生了皮克斯、谷歌、脸书、奈飞、YouTube等世界领先的数字创意企业，比如元宇宙的领军企业脸书（后改名为Mate）在初创时期就获得了著名投资人彼得·蒂尔50万美元的投资和吉姆·布雷尔100万美元的投资，为它后来的快速成长打下重要基础；而率先开辟三维数字动画的皮克斯（Pixar），突出了“技术+艺术=魔术”和“培养集体创造力”的文化理念。皮克斯先后创作了《海底总动员》《飞屋环游记》《玩具兵总动员》系列等开创性的佳作，推动其市值持续升高，在2006年以74亿美元被迪士尼所并购，成为数字创意与投资驱动相互赋能的经典案例。

硅谷的一系列精彩案例启发人们：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在“最先一公里”的初创时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是它们最容易夭折的阶段。而推动创意、技术、市场、资源配置和组织的密集新组合，有助于让它们在反复的试错中发现最佳的创新配比方式，从而提高创新的成功率。如多频度网络传播（multi-channel network，MCN），作为为视频内容的开发者提供多样化的中介服务，实现快速反馈与供需对接的文化经济新业态，就是在2006年开始在硅谷孕育的。它以 “下一代网络”（Next New Networks）的原创视频分发中介机构为雏形，大大提高了投入产出效益。而视频平台YouTube通过动态监测全网的数据，发现凡是获得广告主青睐的新创视频，背后都有MCN机构在运作，包括指导内容编排、协调团队、管理版权、销售服务等。鉴于此，YouTube在2009年积极扶持MCN机构的发展，并且在2011年收购了“下一代网络”，通过实施“YouTube Next”计划而促进MCN新业态获得规模化发展。

“数字英国”与伦敦的产业集群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全世界最早把创意产业列为国家战略的国家之一。英国虽率先享受到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优势，也敏锐地感受到传统工业必须深刻转型的压力和未来数字经济的大潮冲击。有鉴于此，英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以数字经济为先导，开启“数字英国”转型之路。

2015年年初，英国政府出台了《数字经济战略（2015-2018）》。2017年3月，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发布《数字战略》，该部门也正式改名为：数字化、文化、媒体和体育部，体现了英国政府对数字革命的巨大期待和实施决心。2022年6月，面对疫情的冲击，数字化、文化、媒体和体育部颁布最新版的《英国数字战略》（UK Digital Strategy），将“创意与知识产权（IP）”列为六大关键领域之一，突出对数字科技与创意内容的深度结合的重视。

伦敦是英国推动创意产业和数字科技发展的核心城市。根据英国国家科学与艺术基金会的研究，英国的47个创意产业集群（Creative cluster）包括三种类型：高成长性，高集聚性，和两者兼具性。其中，3个在格拉斯哥等北部城市；10个在爱丁堡等中部城市，其余34个创意产业集群则都聚集在伦敦等南部城市。

伦敦把沉浸式体验作为创意研发的重点领域，是世界范围内研发沉浸式体验的主要基地之一。根据伦敦创新署的一份研究报告：2016至2021年间伦敦沉浸式科技公司吸引的风险投资高达10亿美元，为欧洲之最；伦敦的VR和AR使用量占全英的比重为33%；伦敦拥有215家沉浸式科技公司，占全英总数的48%，国际数字科技巨头如谷歌、Snap Inc. 和Meta正在伦敦打造沉浸式科技项目。而阿迪达斯、三星和欧莱雅等全球品牌也来到伦敦，与Pebbles Studio等从事虚拟现实、AR体验和3D动画的顶级工作室合作。其中，Meta在伦敦4000多人的开发机构是它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工程基地。伦敦的经验证明：发展高成长性和高集聚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需要在数字科技与创意内容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这不但是两类机构的协作，即以科技研发激励内容的创意，以新颖内容引领技术迭代，更是两种文化的交融，因为数字科技的发展需要遵循规律、反复试错、严谨论证，而内容创意需要发挥灵感、自由联想、天马行空。这就需要在产业政策、企业管理和人才培育方面，把技术开发与人文精神相结合，保持“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兼容度和弹性张力，才能激发出跨界合作的巨大创造力。

除了在数字化领域对沉浸式体验的深耕之外，作为戏剧之城的伦敦，也研究开发线下的沉浸式体验产品，如波浪般地接力向国际市场推广。以沉浸式体验演出《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为例，它是英国庞奇德雷克剧团首创的沉浸式戏剧之代表作，2003年首演于英国伦敦，2016年经过再度创作后推出上海版，开创了连续演出超过1400场、观演人次逾44万，平均上座率高达95%的驻演新记录。它创造性地融入了装置艺术、环境戏剧、行为艺术等先锋艺术的特点，利用一个特定的地点改装成开放型的场景。它让每一个观众可以自行选择想去的地方和想看的场景而获得与众不同的体验，从视觉、听觉、触觉甚至运动感等多方位地体验戏剧的奇妙魅力，从而显示了沉浸式创意IP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 

日本“泛在互联”与“智慧东京”的魅力

日本把发展泛在互联的超智能社会作为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将“实现科学技术立国”定位为日本增长战略的第一支柱。2016年开始，日本提出建设“社会5.0”（Society 5.0）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它是继狩猎社会（1.0）、农业社会（2.0）、工业社会（3.0）和信息社会（4.0）之后形成的“超智能社会”（5.0）。其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应用信息和通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技术，使得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高度融合，给人类带来更富裕、更自由的“超智能社会”。依托ICT向必要的人提供必要的物品和服务，“超智能社会”将细致地应对社会的各种需求，让所有的人都能在互联互通中高品质地生活。

在此背景下，作为日本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中心，东京在 2020 年颁布了《“智慧东京”实施战略》，包括了“互联东京”“城市数字化”“都厅数字化”三大任务，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政策，以此鼓励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媒体工作者等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探索智能化、数字化的新产品和新业态，并把它们及时推向国际市场。比如当地的专业团队率先研发出用于可穿戴显示器和智能眼镜的新型RGB扫描投影仪/独特的隔音蓝牙麦克风 mutalk等，大大提高了人们在娱乐、展览、教学领域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体验感。另一个案例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沉浸式数字艺术互动体验teamLab。它由数字艺术团队teamLab的创始人猪子寿之（Toshiyuki Inoko）领衔，集聚了400多位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打造。teamLab体现了“数字技术将人类的表达与体验从物质中解放出来”的新理念，形成光影交织、极具科幻感和视听冲击力的沉浸式数字展览场馆，显示了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被世界权威设计网站《designboom》连续两年评为“全球十大必看展览”。

“智慧东京”实施以来的成果证明：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培育智慧城市生态体系，以此普惠城市社会，将大大提升广大市民在全时段、全领域、全感觉地享受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消费便利。这种丰厚的城市消费“底座”，又激励了更多各领域的专业人士投身数字文化产业，创造新的生活美学，开发前所未有的新场景，从而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诚如世界多媒体协会联盟主席哈威·费舍所说：“数字技术是发展文化和精神的强大力量……计算机语言引领了一种新的美学。网络世界构成了一种充满活力、适于沟通的新的文化时空，并使其成为风俗”。

阿联酋建设数字经济中心与迪拜“元宇宙战略”

从全球视野看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文化互通和文明互鉴的必要性。硅谷、伦敦、东京等全球排名领先的创新城市，固然可以发挥科技、人才、资本、国际化等综合优势，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点城市，也可以扬长避短地设计独特的数字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

阿联酋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个。它由阿布扎比、迪拜等7个酋长国组成联邦国家。2017年阿联酋领导人颁布了《2071阿联酋百年战略计划》，包括加强国家声誉和国家软实力，确保政府收入多元化，减少依赖石油等；2022年阿联酋内阁会议通过了数字经济战略，其目标是在十年内将数字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9.7%（2021年）提高一倍至19.4%（2031年），成为地区和全球数字经济中心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迪拜积极致力于经济多元化，特别是从政策角度鼓励发展元宇宙等新业态，聚焦于开发数字技术、加强元宇宙监管、吸引元宇宙企业、发展元宇宙应用场景等重点领域。根据“元宇宙商业之父”马修·鲍尔的表述：“一个大规模、可互动操作的网络，能够实时渲染3D虚拟世界，借助大量连续性数据，如身份、历史、权利、对象、通信和支付等，可以让无限数量的用户体验实时同步和持续有效的在场感。”迪拜在2022年3月颁布了首部虚拟资产法规，并成立了虚拟资产监管局(VARA)。VARA在当年5月成为第一个进入元宇宙的监管机构，在The Sandbox（沙盒）平台上建立了元宇宙总部；迪拜王储谢赫·哈姆丹·本·穆罕默德（Sheikh Hamdan bin Mohammed）在当年7月宣布启动“迪拜元宇宙战略”，计划在迪拜开发一系列元宇宙的应用场景和先进技术，希望吸引1000家以上的国际企业；迪拜警方（Dubai Police）也成为世界上首批发布NFT的政府机构之一。它首批推出的150枚NFT，围绕三大价值观念即“创新、安全和沟通”而吸引了2300多万人的兴趣。

迪拜的经验启发人们：面对元宇宙等澎湃而来的新业态浪潮，必须敏锐地捕捉机遇，深入地把握规律，果断地实施政策，才能通过虚实交互、以虚强实的方式，促进数字文化产业的新跨越，也为城市的转型发展注入可持续的动力。

结束语

国际潮流与代表性国家在数字文化产业方面的政策设计，为上海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第一，设计和实施数字文化产业的政策，应该是国家和城市推动数字化转型之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不谋全局，难谋一城”，必须从整体上营造有利于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优良生态，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成效；第二，要高度重视核心技术和重大项目的研究和开发。要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不断开发数字文化产业的新型企业、新型业态、新型消费模式；第三，必须立足城市的独特资源和优势，把战略前瞻性和实施有效性结合起来，适度超前地落实各项政策和实施细则，立足今天，布局明天，谋划后天；第四，要顺应国际数字贸易的规则和合作框架。必须审时度势地把握好RCEP、CETTP、DEPA等自由贸易框架，壮大本土的数字文化产业主体，为上海数字文化产业的千帆出海提供强大动力。

作者/花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来源 |  文化产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