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传播

文/ 胡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我们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

这是回首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出的基本经验，对中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作出了清晰有力的论断，一方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另一方面，也指出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依然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来说，要切实挖掘好中华文化的精髓，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一、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

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源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也源于中华文化。作为如此大体量、长时间存在于人类发展史中的民族群体，文化因素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是最深刻的。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极独特的，这种独特表现在其原创性上，与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都是相互独立形成的；也是延续性的，与各种原发的古代文化相比，“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更是稳定性的，“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二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

具有原创性、延续性与稳定性的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行为特征，观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价值观是最重要的窗口，解释当代中国发展道路选择，文化价值观依然是最重要的窗口，也能得出最准确的答案。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深度参与中美建交与交往的政治家，对中美差异、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见解，在其《论中国》一书中，他说：

《论中国》

自从我首次访华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美国赢得了冷战，中美关系成为争取世界和平与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

尽管两国的出发点迥异，八位美国总统和四代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微妙的双边关系时却显示了惊人的连贯性。双方始终尽力维护这一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使之不受历史纠葛和各自国内考虑的干扰。

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从历史文化视角来看待当代中国发展的原因、路径与目标，得出的结论远比从政治博弈角度的认识深刻而客观，也更具建设性。当然，基辛格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准确的，但对其内涵没有充分的阐释。事实上，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国际传播中要花气力做的工作，要切实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传承与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本的是要讲清楚自己的文化内涵，再去与西方文化、世界文化作对比，防止有文化自觉而无文化自知，以似是而非的、表面性的民族文化认知去盲目自信。只有真正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才有可能根据时代需求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与当代世界各种文化一道推动构建人类新文明。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最具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内容，就要从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精神入手，找到精髓，体现要义。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可说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这一判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鲜明人文特质，也表明了中华文化的深厚人文内涵。杨伯峻对《论语》的用词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出现“人”的次数达到162次，其中114次的用法是一般意义上的使用，比如“其为人也孝弟”，凸显了《论语》对“人”的关注。在名词中，这一词频数量仅次于“子”（431次），其它使用较多的名词包括：“仁”（109次）、“君子”（107次）、“道”（60次）、“民”（48次）、“德”（38次）。事实上，中华文化中对人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是全方位的，既关注人的身心本体，也关注人的社会存在，由此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不同思想文化学说，而儒释道也共同构成中国千年以来的政治框架、伦理框架与精神框架，成为稳定的文化框架，共同支撑人文精神的实现。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言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此所谓好人之好，即孟子之所谓善，中庸之所谓中庸，亦即孔子之所谓仁。而此种精神，今人则称之曰道德精神。换言之，即是一种伦理精神。”其实，这种从“做好人”入手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根本是一种人文精神。正如《大学》上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小我，为大我，大小我，合为一。

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以德为本的人生观，以和为本的价值观。

在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体现在处理人与神、人与物的关系上，坚持人的优先地位。从最早期的经典文献《尚书》开始，就提出“惟人万物之灵”的观点，《礼记》中也提出，“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集合了天地、阴阳、鬼神与五行之精华，用《荀子》中的话来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天地人中间，人处于一种核心的、主动、高贵的地位。在《论语》中记载了一个经典片段，孔子家里的马棚着火，孔子下朝后问：“伤人乎?”不问马。这种“重人轻物”的精神是中华人文精神中的重要内涵。

值得说明的是，中华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顺四时，少人为”的尊重自然，如同《荀子》中所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量也。”准确理解“人定胜天”，不是人能战胜天、超越天，而是人能知晓天、顺应天，因而顺天行事，无所不成。事实上，中华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众生平等、万物和谐的境界，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在中华文化中，以德为本的人生观体现在处理个体与外界的矛盾时，以“向内求”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伦理性与内敛性的精神。《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要治身，在求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在出现冲突时、困难时，中华文化讲求的是“反求诸己”，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不是埋怨他人，不是推卸责任，更不是找“替罪羊”，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向内求”的精神还体现在处理人与物的矛盾时，坚持“重内省、轻外物”的原则，以追求精神修养提升超越追求物质享受。《荀子》上有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因此，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中极其推崇淡泊名利、舍生取义的人物与精神。

值得提出的是，中华文化重视精神追求，并不否认人情与物欲，也赞同满足合理的人情与欲望，但反对纵欲，因为纵欲给社会发展带来破坏性。《礼记》中提出：“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四句话体现了承认人有情与欲，即傲慢、欲望、志意、享乐，但都不可过分，要节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换言之，中华文化的人生观不在“去欲”，而在“节欲”。追求“心平愉”来治心，以“重己役物”来把握个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董仲舒《春秋繁露》

在中华文化中，以和为本的价值观体现在处理社会多样性存在时的智慧，以“和而不同”来面对差异性，这是一种包容性与平等性的精神。《论语》上讲：“礼之用，和为贵。”中国人对“和为贵”的崇尚是贯穿在自天子以至于平民、自政治军国大事以至于邻里街坊日常生活。这种和谐是中华文化处理社会关系时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实现这种目标的方法，用《论语》上的另一句话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基于多样性的和谐，形不和而实和，“同”是基于单一性的不和谐，形和而实不和。如同五味调和做出美味、五音调和奏出乐音，中华文化追求“多的一”而不是“一的一”，与此同时，“和”体现了君子之道，“同”体现了小人之道，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和而不同”的精神在处理国家之间的事务中，体现为中华文化对和平的崇尚，这其中，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值得高度重视。如何解决战争仍频的状态？《墨子》中说：“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在墨子看来，“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墨子的这种思想，体现了高度的共情力与同理心，体现了天下大同的追求，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出生于奥地利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在1935年曾经写作了一本世界史的通俗读物《世界小史》，出版后广受好评迅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到了二十一世纪，这本书还在不断被重新翻印出版。在书中，他对中华文化有着简洁、生动的描述：

《世界小史》

在印度佛陀想帮助人从痛苦中解脱的同一时代，中国也有一个伟大的人在试图通过他的学说让人们感到幸福。但是，他与佛陀实在天差地别。他不是国王的儿子，而是来自普通人家，也不是一位虔修者，而是一位官员和教师。他想要达到的，不是让人们不再有愿望、不再受苦；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们和平相处共同生活：父母与孩子和平相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人相安无事。这就是他的目标：良好共存的学说。这个目标他也达到了。由于他的学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几千年里比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都更和平、更安宁地生活在一起。

应该说，贡布里希对中华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有着极具洞察力的判断：“良好共存的学说”为的正是“人们和平相处共同生活”。这正是中华文化的精神真谛，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土壤。这本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后不久被纳粹禁止出版，理由是这本书的观点太“和平主义”了。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人类到底需要的是“和平主义”还是“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事实胜于雄辩，历史公正评判，正是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和为本的中华人文精神让“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几千年里比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都更和平、更安宁地生活在一起”。

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核与根本特征，是维系5000年中华文明连绵发展的精神主线，也是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事实上，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价值观念、民族气质、制度选择、文化艺术等都主要源于这一精神的滋养。理解了人文精神，才能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才能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与主动权。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在该文件中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项，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具体表述为：

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仔细想想，在人类社会动荡曲折的数千年进程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在融合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支撑了中国历史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当代中国人应该对中华民族历史有足够的自信，对中华文化价值有足够的自信，也更应该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有足够的自信。如果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那么人文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浩瀚博大、绵延久长的人文精神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滋养了漫长的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对当代中国发展来说，要在历史深处找到智慧，在文化深处找到力量，才能在世界深处找到未来，真正成为世界舞台中央的可信可爱可敬的成员。

在中华文化中，形成的是人文的宇宙观，不是物质的宇宙观，以人文视角观察世界、建设社会、完善人生，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取向。尽管中华文化在数千年历史中多次受到外来冲击，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国力衰弱而遭到重创，但中华文化中体现出的“坚韧的柔软”与“至善的力量”成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在人类经历了十九、二十世纪技术大发展、物质大繁荣的时代后，经历了死伤数千万人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二十一世纪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冲突、自然挑战、精神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欣喜的是，国际社会中越来越的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视角而不仅是物质技术视角，更重要的是，向东看、向传统看已经成为各国思想文化界的不约而同的选择，由此，中华文化愈发受到重视，中华人文精神愈发释放其历久弥新的光芒。

二、中华人文精神的世界意义

中华人文精神对近现代西方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楼宇烈认为，“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十六世纪以后通过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最理想的社会。”同样，梁漱溟也认为，“十七十八世纪之所谓启蒙时代理性时代者，亦实得力于中国思想（特如儒家）之启发，以为其精神来源。”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成为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此后直到1773年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该会，共有472名会士来华传教。这些人学习中国语言，翻译中国经典，成为最早向西方系统介绍孔子及其学说的文化使者。在这些人发回欧洲的信件与报告中，对孔子和孔教大加赞扬，而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则积极引用这些内容，把孔子和儒家学说作为反抗欧洲旧体制的思想武器。

莱布尼茨是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在1697年用拉丁文编辑的欧洲在华传教士《中国近事》一书的序言中，谈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看法，既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中国与欧洲是当时“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同时，系统阐述了在当时欧洲人看来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人文特质。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书影

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人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尽量少产生麻烦，对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的准则考虑得何等的周到，较之其他国民的法规要优越许多。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自身，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条格言完全符合人类的实际。在已经遭受了许多自然灾害的同时，我们仍然还自己加剧自己的痛苦，似乎还嫌痛苦不够。这是我们这一方面特有的一大愚蠢，同样，全人类均如此愚蠢。如果说人类对这种恶还有救药的话，那么中国人较之其他的国民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

伏尔泰是法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启蒙运动中的精神领袖，在其近八十部作品和两百余封信中论及中国，文中“孔子”和“儒学”则属于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而伏尔泰也被认为是十八世纪下半叶欧洲对儒学思想接受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甚至被称为“孔子在欧洲的第一大弟子”。用伏尔泰自己的话说，他认真读过当时关于孔子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根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伏尔泰私人藏书目录》，可以看到其中有当时出版的全部儒学著作，包括传教士写的著作和各种转译、译介作品。事实上，伏尔泰在其论述中国、孔子和儒学的文字中，对于人本思想、仁的学说高度称赞，将之作为思想来源，批判宗教神权对人的禁锢。

有趣的是，在《伏尔泰书信集》中可以发现一位16岁的德国青年在1767年写给伏尔泰的信，其中写道：“先生：请允许一位素昧平生的人从德国中部向您致意！您是欧洲的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您的热情和天才，以及您的人道主义的行为，使您赢得了任何世人都不敢企盼的地位：您堪与古代最著名的伟人并列齐名。”这封信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表明了孔子在当时欧洲的崇高地位以及其对伏尔泰的巨大影响，也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对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进入十九世纪，随着中国国力衰微，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击破了中国的国土防线，也击破了中国人的心理防线，对中华文化的自我怀疑乃至否定愈发强烈，而欧洲列强更是视中华文化为劣等文化、需要被欧洲文化改造。事实上，整个亚洲国家、东方文化在欧洲列强眼中，都是处于世界文明等级体系的低端位置，都是需要被欧洲文化改造。

值得重视的是，在西方国家以一神论宗教与武力来征服世界、攫取利益的暴力进程中，在欧洲大陆上亦爆发了大量的战争，欧洲各国间此起彼伏的国与国之间战争带来巨大的破坏，与此同时，当新世界被发现后，欧洲各国又将竞争与战争引向了亚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这种暴力哲学、霸权文化在欧洲思想界内部，也是引起了强烈的质疑与反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在约一年的访问中，罗素深度接触了中国各界特别是思想文化界，发表了多次演讲，对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发展和世界性贡献高度称赞。1921年7月，罗素在访问中国后的临别演讲中深刻指出了西方文明的问题，告诫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他认为：“欧洲文明的基址，是资本主义的实业主义。这种制度，虽然在早年时代，致成无量迅速的技术上物质上的进步；然而，不免引人类到更剧烈的破坏的战争路上去：初为市场而战争，继为原料而战争。”“纵或我们西方的文明不因战争而毁灭，尚能残存，然所可惧者，彼将更成机械的，对于个人的地位及其特性，益增蔑视，与日俱长。这种机械的文明，颇难望其有丝毫价值，所以中国人要不去专事摹拟西方的方法，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从近百年来的人类战争史看，从当下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乃至贸易战来看，罗素的见解何其有远见！

1921年罗素（右）在中国

罗素认为西方的人生观会导致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因此他坚决反对中国学习西方的人生观，并建言：“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后，国力已经足以自卫，从未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到科学、艺术、经济和人民美好生活上，建立了一种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积极推动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正契合了100年前罗素的这一期待。

罗素在百年前慨叹那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当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强权政治在世界横行，到百年后的当今世界来看，尽管没有世界范围的传统战争，但各种局部战争频繁，非军事性的“经济战”“文化战”“舆论战”等依然普遍。在一个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里，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愈发凸显的时代里，人类社会依然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希望”。事实上，一个充满人文气息、人文关怀的世界，才是一个健康、和谐的世界，而高扬中华人文精神将成为人类新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坚实基石。

从罗素的慨叹到二十一世纪的百年进程，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进步，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从世界大战到东西冷战再到恐怖主义，从石油危机到粮食危机再到生态危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极大地削弱了文化多样性。

曾在1982至1991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德奎利亚尔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有着深入思考，并在1992年担任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在他看来，文化成为观察全球问题的重要视角，也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手段。

世界范围之内，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一个强有力的系统之中。但对于其中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世界系统却变得越来越失衡、不确定和分裂。这使许多人把目光转向文化，把文化当作对付这个全球系统的武器和壁垒，作为一个逃避世界的避风港。

冷战之后，两极世界消失了，但是一方的失败却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胜利。在富裕国家内部，“进步无止境”的观念变成了一个幻影，社会价值系统和社会凝聚力分崩离析，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给人类的幸福蒙上了一层阴影。

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掩盖了大多数本土的冲突与紧张——无论是争夺稀缺资源，还是争夺新发现的资源。冷战结束，盖子掀开，这些本土冲突与紧张把属于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逼进了死胡同，小规模、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反抗逻辑和“小团体的自我陶醉”开始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威胁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侵害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动摇每个社会对自己历史文化的信念，威胁对人类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文化多样性。

面对这种全球问题，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两个显著趋势：一是“向后看”，各种文化都在各自传统中找寻归属感，也找寻发展的资源，力求返本开新；另一是“向东看”，许多有识之士关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认为充满人本思想、人文精神的中华文化对于解决当代世界的冲突与不安具有积极价值。特别是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愈发瞩目的世界性成就时，许多国际人士提出观察中国发展必须具有文化视角，换言之，解释中国道路要从中华文化中找寻依据。

对中国来说，这是难得的发展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独特贡献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认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才能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中华文化理解世界偏重直觉思维、整体思维，西方文化理解世界偏重理性思维、还原思维；中华文化约束行为偏重内在伦理，西方文化约束行为偏重外在契约；中华文化面对不同文化偏重包容与融合，是和平主义的，西方文化面对不同文化偏重征服与统一，是扩张主义的；等等。这些差异是非常清晰的，也是独特的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所在。当然，更根本地来看，如同杨振宁所言，“中国的文化是人本文化，西方的文化是神本文化。”“中国文化是建筑在人和人的关系上的。”从当代世界的发展来看，弘扬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站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来处理时代发展、世界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以开放的胸怀建设世界的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美。对当代人类文化发展来说，保护文化多样性，打破单一参照体系，让各种文化绽放自己的美，是世界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而在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生态中，中华人文精神愈发成为一种重要的人文能量，释放出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力。

三、中华人文精神的国际传播

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渗透在中华文化的内在理论与外在表现，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与价值取向，同时，这一精神又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便于开展国际对话与跨文化传播，因此，传播好中华人文精神，对外可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对内可以提升中华文化创造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心。

传统是当代创新的土壤，也是当代传播的根基。人文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稳定内核和宝贵基因，是建设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基本依托，也是人类新文明建设中的广阔基石。当前，把握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的历史机遇，挖掘人文精神中适应人类社会的内容、丰富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传播人文精神的影响，既可以有效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持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在此进程中，既要抱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对民族文化根脉的爱惜，又要避免文化传承的形式主义乃至文化复古主义，而是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精髓，在此基础上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以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此进程中，既要保持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又要避免极端的文化封闭性，而是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人文性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问题的时代意义与世界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只有开放性而无主体性是没有主动性的，只有奴性，只能被同化。自主的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自主的融合才是积极的融合，自主的传播才是主动的传播。楼宇烈曾问：“我们是要做现代化的中国人，还是现代化的西方人呢？”他的回答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做发展传统的中国人，并致力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一问与答体现了中国学者的风骨，也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在当代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坚持文化主体性是首要原则，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立”比“破”更重要，守正是创新的条件，创新是守正的体现。

向世界传播中华人文精神，有三个层次，其一是传播这一精神的“形”，具体体现在艺术、技能等方面；其二是传播这一精神的“用”，具体体现在养生、处事等方面；其三是传播这一精神的“道”，具体表现在哲学、价值观等方面。在“形”的层次，书法、绘画、京剧、武术、中医以及美食等在世界已经有着广泛的认知；在“用”的层次，需要展现这些“形”的意义，即其对人的生命、生活与社会交往的作用，书法、绘画不仅是艺术之技，也是养生之法；在“道”的层次，需要挖掘这些外显的艺术方式、生活方式、处事方式背后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中华文化中重生命、重修身、重人伦、重和谐等的人文追求都是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艺术与生活、历史与当代中。

中国美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食物作为最具日常性的载体，具有无可比拟的跨文化交流作用，同时每个国家、民族的食物都有各自的食材、烹饪、文化内涵，通过美食来传播民族文化具有极强的生活气息。笔者在意大利美食科学大学访问时，就了解到其开设的美食传播、美食写作、美食文化等多种课程，非常生动而有吸引力，在访问过程中也充分领略了意大利美食文化。

向世界传播中华人文精神，有四个渠道：其一是通过大众媒体、艺术交流、体育竞赛等，展现中华人文精神的理念、思想与艺术之美；其二是通过商贸往来、国际旅游，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常生活的体验，展现中华人文精神的实际运用；其三是通过合作研究与人文教育，深化对人文精神的认识，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从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中找寻历史中的人文精神；其四是通过国际人文对话，让不同民族、国家的人士共同讨论当代世界面临的挑战，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在这四个渠道中，第一个渠道愈发受到重视。比如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从中国写意画、诗词、音乐中展现中华文化之美，以击缶而歌、活字印刷、太极等表演展现中华文明之深，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以现代科技和更简约的方式呈现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运动之美，展现中国人的自信、对世界人民的情感以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开幕式当天恰好是立春，这一传统节庆元素也充分体现，表现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在这四个渠道中，后三个渠道都有待加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要更加注意开展文化交流，传播国家形象。中国国民在国际旅游与交往中要更加注重个人形象与国家形象、个人文化修养与中华人文精神的关联。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机构特别是大学要充分发挥民间交流、人文交流的作用，推动中华人文精神的广泛传播。

2018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全球希望联合会主席伊琳娜·博科娃应邀来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演讲，笔者主持了此次演讲会。此次演讲主题为《文化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桥梁》，博科娃对文化、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人类交流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讲到：

伊琳娜·博科娃在新闻学院发表主旨演讲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平的力量、团结人民的力量、深化相互理解的力量。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团体和群体的仲裁系统、冲突预防系统、冲突解决系统都根植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遗产在和平必须被重建的时候是必不可少的，它为人类提供了重获尊严感的途径，也带去了治愈与调和。它极其珍贵，因其能够帮助我们处理新的问题并适应意料之外的事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知识、技巧和经验的蓄水库，它能够被我们重新部署、设计使用从而适应新的形势和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通过创新与创意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去直接体验其他“活态遗产”的机会，从而感知人类无限的多样性、生命力和创造力。

在演讲中，博科娃鲜明地提出，“文化是为可持续发展赋能的基础”，“如果发展战略中缺少了文化，那么也就不会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与参与度”。在演讲最后，博科娃提出，“希望通过儒家的智慧鞭策我们砥砺前行：‘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要磨炼意志，铸就崇高人格。在这变幻的时代，我相信这个格言永不过时。”

解决当代世界的冲突问题，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着力点是文化，通过更加开放、积极、广泛的人文交流与文化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才能得到更有效、更坚实的保障。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浓郁的人文精神，具有极强的传播价值、对话价值与研究价值，通过“活化”与“转化”，可以有效推动中华人文精神的国际传播。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国，拥有56项世界遗产，占全球167个国家1100多项世界遗产总数的约5%，还拥有50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上亿件套国有博物馆可移动文物；如果再加上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国有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的文物藏品，中国的文化遗产总量更是惊人的。作为“文化遗产大国”的中国，还要成为“文化遗产传播大国”。如何通过创新文化遗产传播形式，特别是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助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向世界讲好中国遗产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的时代使命和大国担当。

向世界传播中华人文精神，在当代开展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政府的使命与媒体的职责，这是一种狭义的国际传播观，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代国际人文交流的实际情况。要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须树立“大传播观”，简言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是全民的使命，因为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都享受这种文化的福祉，也都是这种文化的载体，事实上，全民性、多主体地推动中华人文精神、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才能让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持续提升。

从实践来看，有三个主体应该特别重视与加强：一是企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成为普遍现象，目前中国大企业数量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已经高举榜首，如此多的中国企业活跃在世界各地，不能仅仅是做生意，还要交朋友，更要讲文化。笔者在一些国家调研时，听到较多的一个评价是：中国企业家坐下来就谈商业模式与合作共赢，很少谈及文化交流，不太在意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这种行为特征既妨碍了中国企业在国际的持续深耕，也忽视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二是学者，中国学术界的高速发展体现在中国的顶尖大学已经跻身世界大学榜单的前列，清华、北大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现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世界顶尖大学迈进，而大量的中国学者都是在欧美受过教育，要鼓励这些学者更积极地开展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一方面，要让中国学者树立更强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另一方面，要给学者参与国际交流创造条件，特别是宽松的政策环境与舆论氛围。

三是青年，当代中国的发展让Z时代青年具备了平视世界的天生条件，新一代青年的国际视野开阔，能够更理性地看待中华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更有文化自信与创造能力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要鼓励中国青年开展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一方面，要加强当代青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养，打牢文化根基，提高文化修养，另一方面，要相信青年力量，发挥青年力量，在国际传播中对青年，特别是社会化、个体化的青年传播力量给予支持。

从世界范围内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进程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你是你，我是我，不同文化坚守各自的立场，观察对方，了解对方，把握差异性；第二阶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文化接受异文化的一些内容，纳入自己的文化中，把握融合性；第三阶段，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同文化在接受异文化的内容后将其彻底转化，推动了各自文化的独特发展，把握主体性。

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不是单向改变，而是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让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得以健康发展。这种文明观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其实，面对当代的全球性挑战与世界性冲突，这一精神内涵应成为人类新文明的精神基石。

来源|文创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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